我们已经谈到过，有时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行使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政治权力，而是意味着在政治意义上的这个社会本身，如在国际关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的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如Jellinek, Laband, Carré de Malberg，创立了国家三要素的理论，强调了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 国家三要素理论可以如此概括：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 所谓领土，在现在世界中是三维的：领土、领海、领空。 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领土并不只是供人居住的一片土地，它同样构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记忆的一部分，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是联系人民、使他们自我认同及互相认同的纽带。有时这后一个作用甚至引起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冲突，如科索沃、耶路撒冷。 最理想的领土边界当然是自然边界：高山大河。但在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的边界是条约边界。在19—20世纪，边界的神圣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了国家主权的载体。而20世纪末年，随经济的发展及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和交流，边界的重要性又有变化的新趋势。 所谓人民，在过去、特别是在西欧，首先是指一个民族。在现代，则是指所有服从于一个主权权力的人民。它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包括若干民族；可以是本国人，即通过血缘关系得到此地位的人，也可以是归化了的外国移民，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时，并不失去本国人民的资格。 人民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臣民。在现代国家中，它首先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一国的主权者。按照自然法理论及现代民主理论，它在国家权力出现之前便已存在，或者说国家是他们的创造物。在国内政治的领域中，人民更多地是被定义为公民，即有权参加政治事务的人。它超越了人们在经济地位、文化、职业上的不同，使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身份。 合法的政治权力（政府），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个法人。国家意志因而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同。在国内事务中，它合法地管理着人民，公正地处理人民之间的冲突，以及作为中央权力处理与其他国内法人的关系。它垄断着合法的强制权，单方面制订法律规范，是一个权力机构。当然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共权力也必须在它制订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国家的分类 在人类学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国家分为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 在政治学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国家分为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 在政治—经济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国家分为自由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国家（Etat Providence。 但我们这里的分类是公法意义上的，即将国家分为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Etat unitaire（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与联邦制国家federal state—Etat fédéral（还有所谓的邦联制confedercy of state，但在我们这里，一个邦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其中每一个都保留着它的主权权力）。 单一制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权垄断着全部宪法性权力，特别是立法权及司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单一制国家都是集权式的。 单一制国家可以是中央集权型的，也可以是地方分权型的（地方分权的定义，其与权力下放déconcentration和联邦制的区别）。 联邦制国家是指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分享宪法性权力，其方式及份额（程度）各国亦不完全相同。 国家的产生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恩格斯指出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衣、食、住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种的繁衍及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社会制度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低下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成为国家产生以前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社会制度。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逐渐代替了血缘关系，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由血缘关系决定的氏族制度，这就是具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制度。恩格斯曾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指出原始社会制度瓦解是个逐渐的过程，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和奴隶阶级的形成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在原始社会，生产发展到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时，就已经有奴隶出现，而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时，奴隶已成为农业、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这时国家尚未出现，只有阶级形成后，当两个对立的阶级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了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基本分歧点。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提出的前后，一些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国家起源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有神权论、暴力论和契约论。神权论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这种理论在东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社会，普遍信奉“天道”，说国家的权力来自“天命”，把帝王称为天子。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势力支配了整个思想界，普遍宣扬“一切权力来自神”、“除上帝外，别无权力”的观点。集神权思想大成的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是其代表。神权论从16世纪开始衰落，但至今在一些国家仍有影响。暴力论认为，国家起源于掠夺和征服，强调暴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上的奴役先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国家的产生不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德国哲学家E.K.杜林、奥地利社会学家L.龚普洛维奇和德国理论家K.考茨基都是暴力论者。契约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说，它把国家的产生说成人们订立契约并共同遵守的结果。16～18世纪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都用契约论说明国家的起源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英国的T.霍布斯、J.洛克，法国的J.-J.卢梭都是契约论的代表。契约论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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