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归宿何地？30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殉难、禅隐等数种说法，但《明史》和清初的大多数史料记载李自成殉难于通城九宫山。 1955年，通城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政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一公里的九宫山北面原李自成墓址上培修了李自成之墓。墓成后，有位通山县高湖乡的民办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函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在通山县高湖牛迹岭被程九伯打死的李延就是李自成。当时这些被函请的专家接触史料非常有限，也没有到通城和通山实地进行考察调研，草率回函附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考证。郭沫若同志看了《历史教学》编辑部和少数专家的论证后信以为真，于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布注销他为通城李自成墓的题词并将《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通城”更正为“通山”。从此在国内，李自成殉难于通山说取代了通城说，编进了教科书。1979年通山县为开发旅游资源，在高湖乡小月山下新建闯王陵，并派人到通城县李自成墓前拓取郭沫若同志所题的李自成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石，并将其中通城县的“城”改成通山县的“山”，重新錾刻碑石，分别立在新建的闯王陵内和一个无主坟旁充作李自成墓 。1988年这个新建的闯王陵被国家文物局报送到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而通城县的李自成墓因得不到有效保护于1992年遭山洪冲毁。 李自成归宿之谜引起笔者浓厚兴趣，为了澄清史实，近十年来笔者自费对这个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同时，注重大顺文物的发现与征集，通过不懈的努力，近年来考证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调查中发现，李自成殉难后，其夫人高桂英、丞相牛金星和不少大顺军老营家属隐居在幕阜山一带的深山老林，笔者在其后裔发现各类大顺文物300余件，其中李自成玺印13颗，高桂英玺印8颗，还有30多位各级大顺军官员的印章40多颗以及高一功担任通城县官的“通城县符”1颗，特别是两套大顺军碑刻的发现为解开这一迷团提供了有力证据，结合史料谈两点看法： 一，通山县程九伯打死的李延不是李自成。通山高湖《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清康熙庚午通山高湖举人谢廷树诗中有“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通城县《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记载“……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居民也不殊秦火之虐焰”。从这些史料记载看确有李延其人在通城、通山一带活动，但李延是不是李自成？目前还没有发现史料记载李自成一名李延。 我们再从新发现的文物证据中看看李延是不是李自成？据光绪壬午通山《九宫山志》记载：“至今传贼佩剑尚藏山下民家”。此剑曾被通山高湖朱家大屋朱型淼先生收藏（见图1）。该剑长75厘米，剑鞘为普通木制作，鞘上包鞘箍，制作工艺简单、朴素，虽剑身锈蚀较重，但篆体“米脂李延” 铭文仍依稀可见，这把普通、低档的佩剑不可能是李自成的，与崇阳县发现的李自成豪华佩剑相距甚远。该剑长1米，羚羊角柄，红木剑鞘，剑身包铜处均錾刻精美的五爪龙纹及緾枝花纹，剑从与剑格处有镶金“除暴安良”四字。 与通山县相邻的阳新县洋港和江西武宁县大洞的牛金星后裔收藏有“永昌元年”款“李延记”阴阳刻印章各一颗（见图2）：一颗为田黄石，高5.6厘米，宽3.8厘米；另一颗为寿山石，高6.8厘米，宽2.8厘米。据《明季北略》等史料记载和馆藏大顺官印证实，大顺官员三品以上印章用“符”、“印”字；三品以下印章用“信”、“契”、“记”等字，由此可见，这两颗“李延记”印显然不是李自成的。 再说程九伯打死李延的时间、地点与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地点显然不符。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属通山大仰山系中的牛迹岭，此地距离通山九宫山有20多公里，中间还隔了一座比九宫山还高的太阳山。程九伯打死李延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清朝武昌总督佟养和上任以后。清初部分史料记载李自成殉难地点的是九宫山，而时间则是顺治二年五月中上旬。史料和所发现大顺文物有力证明程九伯打死的李延不是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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