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评价
1946年春，鉴于四平保卫战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当刘亚楼准备随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面见毛泽东主席。
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这一作战计划。实现国家统一，也从此走上了曲折漫长的道路。
尽管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无限期推迟，但是出于国土防空的需要，尤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必须要有空中掩护。发展空军，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毛泽东对于发展空军下了决心，决心集中财力加快建设空军的步伐。毛泽东甚至亲自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后，让空军发展的步伐走在了海军的前边。
这让刘亚楼感到很大的压力，寝食不安。
解放初期，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和一些大中城市进行轰炸，严重影响着东南沿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毛泽东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也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毛泽东紧握拳头，对刘亚楼说：“必须加强空中力量！”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对空军寄予很大的期望。
组建空军伊始，开办航校成为重中之重，刘亚楼不惜“顶撞”毛泽东；为了组建航空兵部队和培养航空兵部队所需要的中、高级飞行指挥干部，刘亚楼在列席七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和从陆军选调一批营、团干部入学学习飞行。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刘亚楼的这一举措，为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骨干。
党中央对空军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优先保证了开办航空学校的经费。中央军委也给航空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政委。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任命四野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命王秉璋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又任命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王弼为副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决定：第1航校设在哈尔滨；第2航校设在长春；第3航校设在锦州；第4航校设在沈阳；第5航校设在济南；第6航校设在北京南苑。6所航校全部采用苏联的飞机装备（后来在牡丹江成立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的第7航空学校）。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
刘亚楼还于1950年4月1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成建制的师、团领导机构来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师、团领导机构。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
1950年7月12日，空军党委成立，刘亚楼任书记，空军副政委吴法宪任副书记（肖华已于同年4月调总政治部任副主任）。
航校缺乏合适的政治委员人选，刘亚楼亲自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请求从陆军调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来航校任政委。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这些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他还指示各野战军要提出三倍的名单供中央军委选定。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在军队历史上是罕见的。
航校没有政治理论教员，刘亚楼自有办法，他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报告，建议从北京各学校（比如马列学院、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等）指定调选18到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
毛泽东看了报告，第二天就指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三人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到批示后，很吃惊。他问刘亚楼：“怎么这个事也惊动到主席那里！”
刘亚楼半开玩笑地回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不了嘛。”
1949年12月1日，6所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在航校如期开学后，鉴于俄文翻译缺乏导致苏联专家讲课学员无法听懂，刘亚楼很快从全国物色了一批翻译人才，将他们补充到航校中。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爱惜人才，专门要求：“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毛泽东听说后有点不高兴，在一次见面后问起刘亚楼。刘亚楼申辩道：“我这是坚持科学。”毛泽东不悦地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此后，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无奈，只有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通融。
“林罗刘谭”
刘亚楼锋芒毕露。每次东北野战军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电报，总以“林罗刘”或者“林罗刘谭”名义发出。其实一开始，是以“林罗谭刘”名义发出的，主要原因是谭政是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刘亚楼知道后，很不高兴。他说：“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入朝参战
空军入朝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则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地面部队和运输补给线进行了狂轰滥炸。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
当时，美国空军不仅飞机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许多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而我们呢？仅有米格15飞机54架，飞行员58名，只飞行了22个小时，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啊！
刘亚楼认为，如果将这样弱小的空军部队贸然投入战斗，同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难以预料……
刘亚楼强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空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在正式参战前，先以小部队在苏联友军的带领和掩护下，轮流进行空战演习，从小仗打起，然后再逐渐扩大规模。”
刘亚楼的这一设想，经进一步系统化，归纳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十二字的方针。1950年12月3日，以空军党委的名义正式提出来，并以书面形式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报告后，非常赞同，当即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951年6月22日，毛泽东面示刘亚楼：“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此时，中央和毛泽东对使用空军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国与苏联也有分歧，苏方对我们的方针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争执。一次是在北京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家中。
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还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关于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亲自点名要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刘亚楼派飞机将刘震从武汉接到北京，当夜紧急约见了他。
刘亚楼很明确地告诉刘震：“调你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就是为了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已有思想准备：“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刘震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15岁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团政委，21岁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团政委、团长、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刘震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司令员、39军军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法宪将刘震往死里整，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刘震重新出来工作，而吴法宪被判刑后，刘震却以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襟，为吴法宪说了公道话。
有位二纵的同志，在“文革”期间受了吴法宪的迫害后，就说吴法宪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严肃地对他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二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后，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
1954年后，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共和国首次授衔，空军出了两位上将，即刘亚楼和刘震。刘震后来还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成为刘亚楼的得力助手。
入朝初战，志愿军空军就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临行前，望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为了准备入朝作战，刘亚楼还加紧组建新空军部队。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共组建了10个歼击师，2个强击师，2个轰炸师和1个运输师，大大加强了人民空军的力量。
对于志愿军空军来说，初战取胜对于树立信心和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初战任务交给实力最强的空四师。
刘亚楼向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等领导反复强调第一仗的影响：要“慎重初战”。“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1951年1月21日的初次空战中，空四师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绕到敌机后将其击伤，其余敌机逃向黄海上空。刘亚楼闻讯后十分高兴，亲自给空四师发了贺电。
在空战中，李汉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这给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刘亚楼指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要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都要写出心得体验，且还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1951年7月美空军发起“绞杀战”后，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参战，以老带新，陆续参战，以掩护我铁路运输线。
在空战中，飞行员刘涌新单机与敌6架F86战斗机交锋，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美空军最先进F86战斗机的先例。
在9月26、27日的两次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和苏军空军联合出动，使美空军“绞杀战”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他们不得不承认“清川江以北已成为米格飞机的天下”，中国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路线的活动”。
刘亚楼将战报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极为高兴，写下“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的批语，给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毛泽东为志愿军空军的出色战果感到振奋，他扬着胳膊高兴地说：“空军的首战胜利，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
“亚楼同志，你们空军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命令哟！”周恩来将双手抱在胸前，意味深长地对刘亚楼笑道。
在场的人怔住了，不解地望着周恩来。“主席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的两个指示，空军如实遵照执行了，只是后一句话，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周恩来风趣的话语引出了满堂笑声。
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停。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胡乔木、叶子龙等人“突袭”空军司令部。毛泽东视察后很满意，指示：“抓紧时机再进行实战锻炼，已经参战的各师再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
毛泽东亲临空军司令部的翌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到5月，加打一番的作战部署形成。接着，在10月的六次空战中，空四师共击落敌机20架，击伤10架。敌人不得不承认：我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陷入危险境地”。
在空四师取得重大战绩后，刘亚楼让其回二线休整，调空三师参战。空三师击落敌机九架，而自己无一损失。刘亚楼很高兴，亲自宴请参战指战员。“你们真给我长脸啊。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刘亚楼还亲自参加空三师的战后总结会，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空三师接连参加了三次敌我双方达300余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且与美最先进的F86战斗截击机进行了作战。这三天，空三师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
从此，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江之间所谓的“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1951年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在平壤以北中国空军“取得了主动地位”，因而被迫决定“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
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随后，遵照毛泽东锻炼部队的指示，刘亚楼调空十五师、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相继赴朝参战。到1952年1月为止，仅空三师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我方被击落16架，击伤7架，创造了骄人的战绩。仅大队长王海和僚机焦景文两人，就击落击伤美机9架。
刘亚楼将空三师的战果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兴奋异常，1952年2月1日，他高兴地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共有9个师18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锻炼，出战（共计）中计有85批1602架次进行空战，击落敌机123架，击伤敌机41架，我机被敌击落84架，击伤28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刘亚楼大胆果断地下定决心，积极正确地实施指挥分不开的。
1952年12月，志愿军空军灵活运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架；而我方被击落战机12架，击伤14架。
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时，志愿军空军共击落美空军、海军飞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时，曾高举酒杯十分动情地说：“有了空军就好，空军万岁。”
1955年9月，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党的“八大”上，刘亚楼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和防空军合并，防空军被取消，职能并入空军。
中央军委宣布了合并后的空军领导名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