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韵之离骚”,就是称赞
《史记》的文学成就.具体表现在,其一,《史记》为开创我国的传记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史记》创立了以描摹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为我国传记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史记》之前,对于人物言行的记叙,由于体裁的限制而零碎分散,极不系统.以
伍子胥为例,《国语》仅记录了他谏吴王夫差的言论,《战国策》记载了他逃出昭关,行乞吴市一事.
《左传》记载较多,但把伍子胥的事迹同与他无关的事迹,夹杂在一起纪录,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头尾不相照应.至于
《吕氏春秋》、贾谊《新序》、
《淮南子》等书,取材虽多寡不同,只为阐明作者的论点服务,目的不在于传“人”.而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物为历史的主体,为历史人物作传.《史记·吴子胥列传》即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伍子胥,集中有关题材,系统完整地描叙了伍子胥的一生.另外,司马迁摹写典型的历史人物,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康庄大道.为历史人物作传,不象寓言、小说可以虚构创作,而必须受客观历史事实的制约.但又不能一切照搬生活现象.司马迁写传,旨在“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总结历史教训,揭露腐朽黑暗,针砭当世.因此,不论是所写的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经过审慎的选择.这里既有历史家的科学精神,又有文学家的惨淡经营.其二,《史记》以丰富生动的形象,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太史公为
屈原作传,而对这一“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形象,他严肃地指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是在写历史,也是在写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其三,《史记》的语言精湛,风格鲜明.描绘人物的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地传写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状态和境遇神情.说理抒情,淋漓尽致,吸收民间语言,俚而不俗.用词造语,崇尚自然.以上这些,足以使《史记》成为一部“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