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1.“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
2.“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
3、“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4．孔子的“仁”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一个“仁”字。在《论语》中，“仁”这个字出现过104次，可见它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注：“仁，亲也，从人、二。”从字面上讲，“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孔子将它变为一个道德范畴，认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仁”的具体含意如下：其一是说“仁者，爱人。”凡是人都有“仁”性，能对别人的痛苦和欢乐产生共鸣，有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但孔子又说，按周礼的规定，各种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对国君的爱与对一个老百姓的爱是有“等差”的，也就是根据各个人不同的身份采取不同的态度。
其二是说要有宽容忠恕精神：一方面要努力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自己希望有所建树，希望达到某种目的，就要想到别人也有同样的心愿，要想法成全别人，这就叫”忠“；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于人。也就是要推已及人，尽已为人，凡事都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叫作“恕”。
孔子认为，当“仁”与“生”发生矛盾时，“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仁”的主张，这是“人”的发现。他第一次把“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放到人类社会中来对待，也可以这是从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表现。
5．孔子的其他主张
孔子还提出了“德治”、“中庸”、“礼之用，和为贵”等主张。他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天道观却是模棱两可的。他曾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但也曾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 死。”因此他的弟子说他“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在认识论上，孔子曾提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说“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同时又认为，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也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
6．儒家八派
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发挥孔子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学派。韩非子说儒分为八，其中包括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孙氏之儒等。子张本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曾遭“刑戮”，后来随孔子学儒。他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尊贤”、“崇善”，但同时将“爱人”扩大到了不分好坏的“容众”、“矜不能”，对不贤不善者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就不符合孔子“爱有等差”、“能爱人，能恶人”的主张，而比较接近墨家“兼爱”的思想了。因此孔子认为“师也过”，“过犹不及”。
子思之儒即以孔子之孙孔彶（字子思）为代表的一派儒家。他师从于孔子的门徒曾参。曾参以主张忠孝著称，《孝经》即曾参一派的代表作。子思将“昭明圣祖之德”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曾有著作23篇，《中庸》一书即子思一派的主要作品。“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就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儒家提倡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一种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这种主张使儒家接近于社会实际，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有人认为，子思之儒是儒家继往开来的一派。
颜氏之儒即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所承继的一派儒家。颜回对孔子最崇拜，孔子对颜回也最赞赏。孔子的一切主张，颜回都不折不扣地接受、传播，并认真去实践。但过于拘泥师法，没有自己的独创，因此在儒学发展史上不像孟子、荀子那样占有自己的地位。
漆雕氏之儒是指漆雕开的儒学思想。他身患残疾，师从孔子，后来收徒讲学，自成一派。他刚毅尚勇，将仁义作为行为曲直的绝对标准。儒家认为，能以仁义作为曲直的标准就是大智；能够为行仁义而无所畏惧就是大勇。因此后人称漆雕开一派儒学为大智大勇的儒学。
关于乐正氏究竟是谁，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梁启超认为是曾子的学生乐正子春，郭沫若则认为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乐正克一派编著了《大学》一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孟氏之儒即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派儒家，孙氏之儒则是指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仲良氏之儒所指不详。
二 孟子及其儒家思孟学派
1． 思孟学派
儒家思孟学派是指以曾参、子思、孟柯为代表的一派儒家，这是儒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派别。孟柯是鲁国孟孙氏的后裔（前371——289年），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是孔子死后儒家的著名代表，故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孟子的著作也名为《孟子》。将“仁义“作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提出性善论，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仁政，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这是孟子学说的核心。
2． 儒家的义利观
义利观即儒家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看法。故而孔子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命题，后来发展为“义利之辩。”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主张用仁义指导自己的行动，一切以“义”为准绳。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他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见利思义。他甚至提出：“夫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他认为，义不仅重于利，而且重于生命，假如“义”与生命二者不能兼得，则应该毫不犹豫地“舍生以取义。”荀子也认为“义”比“利”更为重要：“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
3． 德之四端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乃德之四端，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四种优良的品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公孙丑上》）因为它是人们先天所具有的品质，故而称为“良知良能”。如果人们能够自觉地扩展自己这种与生俱来的“四端”，就会形成“四德”，从而成为明是非、讲礼义的“仁人义士。”
4． 性善论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人性论已经有四种观点：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二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三有有性善有性不善，四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一三是先天人性论，二四是后天人性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
5．王道与“法先王”
正是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即主张实行
实行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所倡导的所谓圣人之道。因此他又主张“法先王”，反对“法后王”，即主张效法先王，以先王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但他所说的“法先王”，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周礼，而是借周礼的名义“托古改制。”他说，春秋五霸是先王的罪人，战国时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总之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平治天下，必须遵从他所说的“先王之道”。
6．关于“仁政”的主张
孟子认为王道的核心是“行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什么叫“仁政”？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在经济上实行井田制。
其二，主张“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
其三，在民富之后，则主张教民。
其四，主张“分田制禄”，即恢复分田制禄的宗亲分封制。
其五，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主轻”（《尽心下》），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君民君臣关系。
其六，反对一切战争和改革，“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总之，经济基础：井田制；上层建筑：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宗法制；对内减轻人民负担，主张富民教民，主张民贵君轻；反对法家的变法和耕战政策；对外反对一切战争及合纵连横。这就是孟子“仁政”的主要内容。
三 荀子“一天下”的政治主张和关于天命、人性的独到见解
1．荀子“一天下”的政治主张
荀子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天下为一”（《成相》）。他周游列国，曾反复宣传这一主张，认为应该“臣使诸侯一天下”（《王霸》），“四海之内若一家”（《儒效》）。如何才能使诸侯为臣、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呢？他提出了种种政治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这就是隆礼重法，尚贤使能，平政爱民。
所谓“隆礼重法”，即兼采儒法两家之长，将礼治与法制结合起来，巧妙地使用“教化”和“刑罚”两手政策。在这里，荀子与孔、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孔孟主张礼治与德政，认为对人民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荀子则认为：“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富国》）如果只讲隆礼，不讲重法，有礼无法，或者执法不严，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荀子指出，“礼”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必然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
在“隆礼”的同时，荀子还主张重法。他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礼重在教化，法重在赏罚。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对于国中的人民必须“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
为了实现“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荀子主张“法后王”，反对孟子的“法先王”。他认为孟子提出“法先王”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足乱世”（《儒效》），只能造成社会的混乱。虽然他也说过要效法尧舜，但又明确指出“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荀子所说的“法后王”，实质上是主张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
3．荀子的天人观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荀子既不同意将天看作是人格的天，也不同意孔孟将天看作命运的天，而是吸收了道家自然之天的思想，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人观。
首先，他认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天论》），即从实际和理论上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区别开来。他指出，所谓“天”，不过是日月、星辰、四时、阴阳、寒署、万物等自然现象，是物质的天，而不是有人格的意志的天。天有天的功能，人有人的作用，不能互相代替。“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以及星坠木鸣，“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倘见”等，都是“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天论》），是天的功能，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社会的治乱兴亡，个人的贫富祸福，则决定于人事，与天无关。
其次，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舛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们的意志支配，吉凶在人不在天。自然界存在着“四时代御，阴阳大化”，生生不息的变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天地万物千变万化的原因是由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这是天道与地道。
其三，荀子认为，人们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天论》），即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利用天道、地道为人类服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署不能使之疾。”（《天论》）这种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和控制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在自然观方面达到了先秦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4．性恶论
人性问题的提出是先秦诸子重视人自身价值的标志之一。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未能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孟子着眼于人的社会属性，认为每个人的先天本质都是好的，只要加强自身修养，就可以保持这种善性，成为贤人与君子；荀子则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人“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荣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性恶》），一生下来就是“好利而恶害”（《荣辱》），因此本性就是坏的。认为“学不可以已”，学无止境，一个人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自己的各种恶性，才有可能成为正人君子，成为杰出的人才。在重视教育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相反相成：孟子的性善论论证了人接受封建礼义的可能性，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一生最大的乐事；荀子的性恶论则重在论证人遵从封建礼义的必要性，其《劝学》《修身》《性恶》等篇都成为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他们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对后人有巨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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