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怎么爆发的?结果又怎样?

如题所述

唐朝曾经是我国最强盛的一个朝代,其中贞观、开元之际的繁华,历来为史家所称颂。然而这个当年不可一世的帝国最后仍然是灭亡了,其灭亡的导火索不在藏龙卧虎、群雄林立的中原,而在偏处于岭南一隅之地的桂林。
事情要从唐代后期的懿宗的咸通年间说起。当时云南有一个称为南诏的地方割据势力,趁李唐王朝对岭南的统治鞭长莫及之机大搞武力侵吞,使得与南诏相邻的岭南地区深受其害。为了平息南方的兵戈,徐州节度使孟球奉命在徐州一带招募两千人到南方充当驻军,其中有八百人就驻扎在桂林,担负守御城池的任务。
按照唐代军制的惯例,地方驻军一般是三年一换,这样,戍边的军卒们才不至于因为长戍边关而荒芜了家中的田园。但当时主管驻军换防事务的尹癸戈却严重失职,他由于没有筹集到有关的款项,最后因为没有钱而不能让部队进行换防。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尹癸戈居然下令驻守岭南的戍兵再延期一年。

徐州一带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是战乱之区,那里的人武风极盛,性格刚烈,驻扎在桂林城区的徐州戍卒们早就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期。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他们在低级军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九人的率领下,来找统军将领王仲甫理论,要求按期回转家乡。不想这个王仲甫却是个不近情理的人,摆出一副臭架子不理睬士兵们的合理要求。许佶等人一时按捺不住,与王仲甫及其亲兵冲突起来,双方大打出手,最后竟失手将王仲甫打死。

这一下祸可闯得大了,许佶等人商议,干脆找来了他们素所信服的粮料判官庞勋,并公推庞勋为首揭竿起事,准备以武力打回徐州老家去,就这样,一场始料未及的兵变在桂林发生了。庞勋带领他的徐州健儿,手执武器,反出桂州,一路北上,由于没有军饷供应,免不了要攻州夺县以取得粮草军需。与此同时,一些沿途的贫苦百姓也趁机加入,队伍居然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等到他们打到老家徐州一带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

唐朝廷接到桂林兵变的消息,派遣大兵对庞勋等人进行围剿。唐徐州观察使崔彦曾首先受命统兵迎战,却被庞勋打得大败,连崔彦曾本人也死于战场。

庞勋的部队连战连胜,很快控制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河流域广大地区。唐朝廷派遣名将康承训为主将,并以悍将王晏权、戴可师为南北两翼,三方并进,企图全歼庞勋于徐州城下。而庞勋则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暂不与康承训、王晏权的主力相碰,只集中局部优势兵力与戴可师决战。双方在淮河之畔的都梁山大战,结果是戴可师的羽林军不敌剽悍的徐州锐卒,最后连曾经不可一世的戴可师也命丧沙场。

唐军主将康承训接到败报,不敢以兵力与庞勋硬接,转而使用其它手段。他利用庞勋等人起兵的本意原先只不过回乡心切,因此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适当的时候让朝廷招抚而解甲归农心理,展开一系列的诱降活动。庞勋等人由于对朝廷存在幻想,往往坐失战机,渐渐的变主动为被动,形势日趋不利。庞勋在城池连失的情况下,率残兵南逃蕲州,途中被康承训追上,不幸战败阵亡。

庞勋的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唐朝的统治也因此而受了极大的创伤,各地人民起义像野火一样到处燃烧起来,其中以王仙芝、黄巢等人的兵势最为浩大。经过好几年的战斗,终于将唐朝廷拖到了灭亡的边缘。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史实,宋代著名史学家宋祁在总结唐亡的原因时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中肯:“唐亡于黄巢而祸始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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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0-29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杜甫的确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学他;另一方面,杜诗又特别经得起琢磨,也使后人乐于去学他。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这使他对诗歌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他告诉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简直把诗当成传家的祖业。写诗对杜甫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转移和储存方式,是使自己从苦难和卑微中跳出来的手段。他声言“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明他写诗是反复推敲,反复锤炼的;由于驾御语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细琢,特别耐人寻味。尤其是他的律诗,几乎每一个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字来代替。比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
  
  诗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别形象,特别有动势。“平野阔”,天就显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离;反过来,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觉,又会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广阔的印象。散乱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着江水前进,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这两个字本来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处,这就使这两句诗一下变活了,有了更多的层次。杜甫这种驾御语言的本领,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境界雄阔,音调响亮。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后人认为这是唐诗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尽长江滚滚来”,抽出去单看也很有些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但前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有一种萧杀的气象,是长江之水流得很艰难,就与李诗的意趣大不相同了。这首诗就像流过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宽广,看似平缓却有一股不可抵挡的冲力。
  
  最为难得的是,杜甫捧走时代的血泪,反复提炼,用沉重的笔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世界上只要还有不合理的贫富对立,这两句用红宝石拼成的诗句,就将永远使人警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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