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姓，有一些可追本溯源到1000多年前，例如“藤原”、“近卫”、“九条”等姓便如是。但是这些姓非常显赫，都属于王公贵族拥有。而另外的一些姓，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姓却只有百年多的历史。因此，近代以前的日本人虽然也沿用中国的“百姓”一词称呼庶民，但这却是“有名无实”的，因为，那些被称为“百姓”的人，其实并非都拥有一个姓。那么，他们是何时开始有姓的呢?日本传统社会，尤其是德川幕府时代(因其所在地在江户，也称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严格地施行一种身分等级制度，除了天皇、贵族和僧侣之外，将社会人口按出身和职业分为士、农、工、商4种身分等级，世代相袭，不可更改。其中只有士即武士可以拥有带姓和带刀的特权，而其他3个等级即农、工、商则不可带姓和带刀。当时的日本在政治上是一种幕藩封建体制，天皇居住京都，无权无势，恰似一个中小领主，而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统治全国，地方则由各大名(封建诸侯)及其家臣武士团所直接统治。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则被限定在各自的村落、城镇的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协助的共同体组织之中，并经由这些组织的首领向幕府、藩府的属吏交纳赋税和负担徭役。那些共同体组织是固定的、封闭的，范围也是狭小的，因此，在各个成员之间相互熟识，没有姓而只有名字似乎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也并无太大的障碍。
然而，庶民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没有姓。例如，有些大商人经营有方，为幕府或藩的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排忧解难：有些城乡的共同体组织的首领、有特殊功劳者、以及道德孝行有称于人口者也被准许带姓或带刀。但是即使如此，这也并非意味着他们因此而获得武士同等身份等级，而且被准许带姓有的可以永久沿续，有的则仅限于一代；此外，由藩府所准许的则只能限于在藩内通行。但尽管如此。在日本传统社会中，“姓”虽然不是什么官职的名称，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它显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因此，必然为家庭带来名誉上的满足感和体面。
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积极推进“文明开化”和社会改良运动，除旧布新，同时标榜“四民平等”，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出“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而当时的民部省(相当于财政部)的官员细川润次郎则明确提议让平民也带姓，他说：“人有天赋之权利，但唯有武士有姓有名，农民和市民则只有名而无姓，实在是奇怪之事。人之有姓名原来是为了区别自己与他人，避免混乱，因此，即便是农民和市民，只要是人，就应该平等待之”。这些官方与民间的一些意见似乎促成了这一件事情的实施，但也有学者则认为，真正提出这一要求并推动政府实施的是陆军省。当时废除了封建性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后，当兵打仗已不是武士的特权，为了建立新的国民军队，需要向普通人征兵，但是没有姓则难于征兵，即便征了兵，如果没有姓也无法登记注册和点名，此外。征税和义务教育制度也无法推行实施。因此。明治政府在1870年初开始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从允许平民带姓到强制平民必须带姓。
由于这些法令的颁布，没有姓的日本人开始会合亲戚一起商讨决定自己的姓的名称。于是。家居在桥边上的则称“桥本”或“桥尾”，家居在河岸或海岸边的则称“岸”。其他的有以所从事的职业为姓，如打鱼的称“鲷”(一种海鱼的名称)，刷墙的称“左官”(日语中“左官”一词意为粉刷业者)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明治初期的许多平民对此并不热心，也并不引以为荣，这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原理的作用，人皆有之，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自豪了。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有了姓以后，便会上了户籍，上了户籍便带来了征税和征兵的烦恼，因此，他们非但不热心，甚至还存有戒心。因为这些人的拖延、推诿。地方官员与村长们只能率领木匠巡视各家，在没有姓氏木牌的住居门边钉上木牌。然后写上由这些官员随意想出来的姓氏来交差。对这种情形，1881年陆军卿(相当于陆军大臣)大山岩也不得不感叹：“因为户籍不完整，在长崎等地一个兵也无法征集到!”而当时爆发的一些城乡居民的暴动，也都公开号召人民不要听从村长的命令，并且去掉户籍上的番号。这一切。都反映了、或部分地反映了当时普通日本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由于这些错中复杂的关系，致使日本百姓的何时有了自己的“姓”成为了除本人谁也说不清的谜。
姓，对近代日本的普通人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它也许带来的不是传统社会中的那种名誉上的满足感与体面，而更多的是烦恼、甚至是痛苦。因为，从那时起，姓从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特权变成了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义务，即通过征税、征兵而为明治国家“富国强兵”政策做出牺牲的义务。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的百姓从此开始有了“姓”，并同时从传统社会的封闭、狭小的共同体组织的圈子中走出来，成为日本国民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