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秦始皇。
焚书: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坑儒: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扩展资料:
焚书坑儒的负面影响:
虽维持了秦朝的统治,但也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丞相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纵观春秋战国的始末,秦朝统一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周围各个诸侯国斗争主要围绕政权割据吞并进行,百家文化渐渐统一,各国军事和行政渐渐被儒家等主流文化所渗透,导致战争机器的发展被文化束缚。
受文化影响,例如孙子兵法战例等等,战争被文化和文化所带来的其他变化所改变,从而使战争机器无法达到杀伤力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一支能够不受传统影响的军队能够战胜传统的军队,从秦国这架战争机器的发育到扬威,秦始皇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看秦国统一历史,就是一部文化与杀伐博弈的大戏,文化讲求道义,战争讲求杀伤力,最后不仅是新型战略思想的胜利,还是秦始皇立国战略思想的胜利。
焚书坑儒仅仅是秦始皇立国思维在治道上的投影,对于嬴政来说,作为旧道的代表,大儒们的作为无疑会对大秦带来危险,他害怕国家和军队的软化。对于这种力量的恐惧,导致嬴政确定了他的一套方略,最后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虽然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成功;但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钳制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手法残忍,残暴。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
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
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今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
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占卜、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且诽谤始皇,后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在咸阳查探后,活埋术士四百六十余人。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
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从周分封诸子导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仍旧因分封后的削藩后内战的教训告诉我们,他们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家与神仙家)讲仁义,但秦初尚属乱世,六国余孽仍在,光有仁义如何治国。
“焚书坑儒”这一几乎可以肯定是很大一部分是杜撰的事件,却成为了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使其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恨不能掘墓鞭尸。可以说,得罪文人特别是后来得到权柄的文人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们几乎成功的让一个立下不世之功的千古一帝遗臭万年。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焚书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