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大批的古乐器，品种的齐全和保存的完好都大大地超过以往的发现，其中不少乐器是前所未见的，乐器中共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8种124件，包括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排箫2件、建鼓1件，尚不知名的五弦乐器1件，以及与出土的汉代以后品种相同的竹笙5件、2件、十弦乐器(琴)1件、短柄双面鼓2件、悬鼓1件，此外就是12具二十五弦瑟和全套编钟，这些编钟及其他古乐器的出土，成为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
过去出土的乐器极少，而且难以知道其确切的名称。但曾侯乙墓的发掘改变了这种情况，曾侯乙萧是用13根长短大小依次递减的细竹管并列，再用剖开的细竹管分3道缠缚而成，出土时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发音，可以听出它们不是按律编管而至少已是六声音阶的结构，这种形制与古壁画、石雕中所见的形象是一致的。是一种横吹竹管乐器，它七孔而有底，五个指孔并列，一个吹孔上出，采用叉口指法能吹出十二个半音，与箫一起是首次发现的先秦实物。笙则以葫芦作笙斗，以细竹为笙管，计有12管、14管、18管三种，管内有竹质的簧片。琴有五弦和十弦两种，是根据现有资料尚难正确定名的乐器。瑟由整块木料雕成，并且腔体完整，彩绘精美，但因柱位不明，难以进一步探讨。鼓则为木腔皮面，皮已朽烂，仅存鼓腔，罕见的是铜盘龙座建鼓和铜立鹤架悬鼓。
在出土的乐器中对中国音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当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编钟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由青铜铸成的，它是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的乐钟，编组悬挂在钟架上，演奏时以小槌或木棒敲打而鸣，音色清脆洪亮，幽静而柔美。曾侯乙编钟有64枚，另有楚惠王赠的钟1枚，共计65枚，编成8组，出土时悬挂在三层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上，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全部甬钟有碎龙交错的浮雕花纹，大钟还错嵌红铜。每件钟上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总字数达2800字左右。此外，出土时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六件“T”字形钟槌在铜架附近，说明这些棒槌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编磬为古代敲击乐器，磬由玉石、青石或石灰石琢制而成，悬挂于架上，敲击之发声。曾侯乙编磬全套共32件，分列四组，磬架铜质，由两只鹤状怪禽支撑，上下两层分别悬挂石磬。磬面刻有文字，残存约六七百字，内容与编钟的相近，均为音律、音阶的名称和编号。由于编磬长期浸于水中，石质溶蚀朽坏，目前已不能测音。
按照编钟上的乐律铭文和实测证明，每件铜钟都能敲击出两个乐音，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它的音域宽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5个八度，仅比现代钢琴的两端各少一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经过试奏，证明在旋宫转调的情况下，用这套编钟能够演奏古今中外的多种乐曲，并可以用来伴唱。演奏效果表明，它的和音、复调和转调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且音色优美，悦耳动听，效果甚佳，从而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阶从欧洲传来”的传统说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先秦乐律学的认识。钟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在科学概念上表现出相当精密的程度。这些乐律术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不见于过去的乐律学著作，因而事实上已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传统乐律史重新估价的问题。
曾侯乙墓编钟及其他乐器的学术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这说明远在战国早期，中国已具有了非常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这一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使失传了2400年的华夏古声——“楚声韶乐”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