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创造美好,美好的生活谁都想过。唯其如此,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就有关于人类美好社会的构想,并给它定名为“大同”。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人憧憬着“大同”的理想社会。像孙中山、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毛泽东更是提出了与之相近似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之鞠躬尽瘁,竞相折腰。
近代思想家康有为专门写了一本著作——《大同书》,来诠释《礼记·礼运》中孔子的“大同”思想。在康有为看来,《礼运》中的大同世界,就是《春秋》中的太平世界。他把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潮杂糅在一起,为人们勾画了一幅人类“万年乐土”的“大同之世”美景。这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至治”的“极乐世界”,在那里面没有国界,没有私有财产,农工商各业都是公有的,人们共同劳动,共享财富;在那里面没有君主、贵族的压迫,没有军队和刑罚,男女平等,人人独立,对老人实行“公养”、“公教”、“公恤”。这种为了摆脱现实苦难的理想,简直就是《礼运》大同之世的现代版,反映了仁人志士对于“大同”的渴望。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天下为公”、“大同”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他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在国歌当中高唱“已经民国,已经大同”。以后的历史表明,虽然并没有真正实现“大同”,但是创建民国的衮衮诸公确实把“大同”作为目标,是毫无异议的。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可以理解为同义词语。但是,孙中山对于“天下”的认识,与所有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转深的过程。12岁以前,孙中山不仅对海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就是对于翠亨村以外的中国也知之甚少。作为贫苦农家子弟,童年孙中山心目中的世界是狭小的,不过是以家族为轴心的方圆数里或十余里的小天地。尽管父亲曾在澳门谋生,叔父和哥哥也去美国做工,但由于信息媒介的匮乏,他很难对海外的广阔世界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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