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尽管相互依存现象存在已久，但是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相互依存论最早见诸于理查德库珀的《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1968年)。库珀在书中明确指出，相互依存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工业化国家中间的一个强劲趋势，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变化，其特征表示为国家间增长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敏感性。他强调说，研究国家问关系，特别是国家问经济关系的关键是了解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问的敏感反应关系。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曾出现过“三个浪头”：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第一个浪头，重点是研究外交史、战争与和平问题；5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二个浪头，研究核时代的均势、威慑、决策理论；从70年代开始出现第三个浪头，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相互依存成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这第三个浪头把研究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载体——相互依存论推上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舞台。
相互依存论形成于60年代后期，整个70年代是其发展的兴盛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言必称相互依存。其背景是：第一，美苏两极格局开始松动，两大阵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加，冷战对抗与美苏缓和同时存在。第二，在西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发生动摇，西欧、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世界经济的“从属性一致”开始瓦解，并被“相互依存论的不一致”所取代。第三，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第四，新技术革命势头迅猛，推动了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第五，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发展迅速，以非国家角色的积极姿态登上国际舞台。最早在60年代末敏锐地看到这一变化，并作出理论思考和分析的除了理查德库珀之外，还有卡尔多伊奇。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指出，研究国际关系不能仅仅以国家为中心，要重视国家问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一时期，有关相互依存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有：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约翰斯帕尼尔的《国家运用的策略——分析国际政治》、塞约姆布朗的《世界政治的新势力》、格哈特马利的《相互依存——全球环境下的美欧关系》和米里亚姆坎普斯的《相互依存的管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亚瑟斯坦恩的《相互依存一一神话还是现实》、肯尼思华尔兹的《相互依存的神话》、爱德华莫斯的《相互依存的政治学》等。其中以《权力与相互依存》(1977年)为最具代表性。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作者从理论上及时地总结了相互依存的两个明显发展趋势：一是从单一型到复合型，即从研究经济上的单一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在内的复合相互依存；二是从区域型到全球型，即从研究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这两种发展趋势标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期。
进入80年代以后，相互依存论的研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上，在国际安全与国际制度关系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定义与内容
相互依存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相互依存理论则被推崇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基欧汉和奈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彼此之间的依赖”，并认为相互依存意指“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基欧汉和奈认为，相互依存是指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可以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如，A方对B方的原料，B方对A方的制成品，可能表现出相互依赖的关系。双方都对对方的有关政策表现出某种敏感性，但由于双方依赖程度可能不同，各自的敏感程度也有异。A方的有关政策若不利B方，就会暴露其脆弱性。又由于双方的应变能力不一，它们表现出的脆弱性也有差异。如果双方敏感性和脆弱性相同或接近，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对称情况，否则即呈不对称情况。因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强调“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存的根本特点。他俩还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问和超国家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注重研究对国际层次的诸角色的研究，注重对超越国界的国际组织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即是以国家间关系、以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为研究对象。此外，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还将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力政治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较早提出的相互依存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进一步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霍夫曼认为。相互依存意指“社会的相互渗透”，“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政策的相互联系”①。相互依存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标，但它凸显了“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它“对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既提供了限制，又提供了机遇”。
格哈特马利则把相互依存定义为“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这里，“多层次”指全球、半球、区域、大洲的层次，“多方面”指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马利还指出，相互依存是一个妥协的概念，它置于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之间。他还把相互依存分为四大类：安全相互依存、生态相互依存、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组织相互依存，前两大类关系叫人类的生存，后两大类的重点是国家的福利和政治的互动。
综合以上所述，相互依存论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十个方面：(1)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易摧性和敏感性。虽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在军事上它们却是最脆弱的，在核时代条件下互为“人质”；(2)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趋于全球化，即类似能源、人口、环境、粮食、裁军、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已无法解决；(3)“高级政治”(指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军事战略等)逐步向“低级政治”(指经济发展、人口与粮食问题、社会福利等)过渡；(4)各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缓和与开放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5)随着缓和形势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趋势逐步超过国际冲突的趋势；(6)武力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作用日益减弱；(7)谈判逐步取代冷战，均势逐步取代遏制；(8)研究对象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转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跨国组织；(9)主张在国际体系中以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制；(10)相互依存的趋势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起溶解作用，推动全人类利益的形成，最终将成为通向未来没有国界的世界国家的“中途站”。
人类进入新世纪，不仅意味着年代上的更新，而且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条件，打开了广阔的前景。推动新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我们用先进科学技术更新经济，而且要求我们适应这个发展趋势来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机制，更新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新推进各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指导思想和观念。
关键是要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全面贯彻多边主义的合作发展精神。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共处，协商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努力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是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推动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推动它们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有效而公正地配置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造福各国人民。
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时代潮流，是弘扬合作发展精神的成果。亚太经合组织要保持和增强活力，必须坚持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合作方式，并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为其经济合作议程增添新的内涵，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努力使所有成员都能受益。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我们真诚希望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我们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努力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共荣的经济关系。
中国进一步发展经济、扩大开放，对各国企业就意味着更多的商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与国外、海外企业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政府愿继续提供便利和条件，推动中国企业与国外、海外企业进一步开展合作。
比如来说，中国需要世界各国的市场，世界各国都需要中国的产品，但由于各国消费阶段的不同，消费能力的不同，尤其是民族风情的不同，需求中国产品的侧重点就将会有所差异。相比之下，中国尤其需要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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