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是被讨论了几个世纪的宏大命题。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几乎都有关于此命题的论述。时至今日，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命题，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当代很多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已然远离了生活，远离了时代，远离了情感，而一味地沉浸于对传统的模仿，或者是一种想当然的所谓“创新”，而恰恰缺失了对现实的观照，对生活真实的观照，对艺术真实的观照，对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观照，对人类情怀的观照，从而呈现出一种虚无性。 艺术对的生活观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艺术的再现性，一是艺术的表现性。艺术的再现性与表现性是艺术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统一的。艺术的真实首先是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当然，这种真实是建立在客观世界的真实基础之上的，也即再现的真实。所以，再现性一般是指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摹，
古希腊的雕塑艺术，一般更侧重于以模仿性为主的再现性审美特征。
但是，这种再现性又不能脱离于表现性而单独存在。再现性必须是以情感表达为基础，它不可能离开艺术家的
主观能动性，因为，艺术作品中再现的真实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克隆，而是具有表现性质的再现，是一种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客观的真实之间，有着一种紧张而密切的关联，但又各个不同。
人类的生活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这其中也包括审美认知。所以，人类的生活中，本来就包含着一种艺术的审美。也正因如此，艺术也就与客观世界之间，通过“人类的生活”这一桥梁，建立起了必然的联系。然而，艺术又不完全等同于客观世界。艺术的真实可以建立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描摹基础之上，但艺术的真实却并不等同于客观世界的真实，而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相比于客观世界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又更进了一层面。然而，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也不完全等同。艺术的真实是对生活的真实的进一步提炼，它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是对人类生活的审美化与艺术化，是融入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真实。可以说，艺术的真实主要是艺术家主体情感表达的真实。艺术并不必然表现生活真实的全部，而是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的真实。
古往今来的伟大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无不是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真实表现，然而，更是对人类情感的进一步抽象和表现。人类艺术，从古典主义向
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迈进，表征着艺术的一种
人文主义进程。
作为中国艺术的主要形式，书画艺术的表现性和再现性功能都在对生活真实的观照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中国史前时期的彩陶和岩画艺术中，即有大量表现狩猎、战争、祭祀、劳动等的生活场面。早期的艺术，是先民们蒙昧时期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一种审美化体现，当然，这种体现，更多是对自然世界的客观描摹和形象表达，而到后来，艺术越来越从形象表达走向了抽象表达，进而能够脱离具象性的自然事物，从而更自由、自在和高度抽象地表达内心情感。尤其是书法，作为一种线条艺术，当它完成了从描摹具象事物向抽象表达的过渡之后，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艺术，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最高情感的艺术形式。它使艺术家的情感处于巅峰状态，正
如东汉书论家
蔡邕所说：“夫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理论性地指出了书法是一门表现人的主体情感的艺术。而表现性、抽象性、抒情性和时间性也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四大基本审美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书法也同样具有一种表现主义精神。这种表现主义精神，在唐代的
怀素、晚明的
徐渭、清初的
王铎等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徐渭之狂草和水墨葡萄，是非理性主义的产物，而这种非理性主义主要是基于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感本体而产生的，徐渭可看作是中国表现主义之重镇。而这种表现主义精神，恰恰是建立在艺术家对现实生活强烈观照的基础之上的。它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书画艺术之于生活的密切关联。
但就当代书画创作而言，很多书画家一味地将自己置身于传统与创新的绝对二元化语境之中，无所适从，难以自拔。侧重于传统的艺术家，往往与现实及生活脱节，而专注于创新的艺术家，又往往失去了文化的根脉，从而使自己陷入了狂怪粗野和
形式主义的深渊，而这背后，恰恰是真实艺术情感的缺失，这就是当代书画艺术表现主义精神的缺失。或者说，是一种伪表现主义创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当代书画艺术家总体缺乏文化修养、生活历练和艺术提炼之缘故，片面地将艺术之形式构造与情感追求割裂开来，或者是片面地认为，只有夸张的形式构造才能更加强烈地反映艺术家之内在情感。
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之于艺术创作来说，是一对矛盾。形式主义是艺术创作所要摈弃的，而表现主义则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精神的精髓。然而，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在晚明时期，却达到了一种完美的结合。晚明是形式主义的高峰，
董其昌、徐渭、王铎、
黄道周、傅山等，都成了变革家。董其昌变革了墨法，王铎变革了章法，傅山变革了美丑观。应当说，晚明是中国书法现代性嬗变的起讫点，也是中国书法创作非文人化流变的一个起讫点，对当代书法创作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然，这背后有一个晚明“尚奇”的艺术思潮的支撑。“尚奇”思想对书画创作的形式主义取向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晚明江浙等沿海地区
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自由市场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文人成长机制，使得文人突破了原有必须依附于官僚体制的关系，从而通过自身的艺术创作和自由地艺术品买卖就能维持生计，也直接促成了书画艺术市场的萌芽。艺术市场的兴起，对于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影响是至为重要的。晚明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市井文化艺术和著作，比如当时的小说、戏曲、传奇、书画艺术等都在文本风格和艺术表达形式上，极力追求大众化、市场化和市民化的品味，并向市民传达一种“尚奇”的审美取向。我们从当代某些书画家的创作中，也能看到这种影子。
比如在历届的书法国展获奖、入展作品当中，就能看到许多以追求“奇”和“势”取胜的书家。大多数获奖作品都追求笔墨的夸张、字型的怪异、章法的奇诡、线条的怪诞和幅式的巨大上，将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然而，这种形式主义营造的背后，却是真正的表现主义精神的缺失。
在我看来，当代书画创作已经进入了非文人化和形式主义泛滥的时代，这是与表现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当书画越来越非文人化的时候，书画实际上也就很难成为一种真正的高雅艺术了，因而也缺少了表现主义精神，从而走向了低俗化和世俗化。根本原因是，书画艺术创作中，缺少对“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提炼，没有现实的穿透力和历史的厚重感。
其实，在对“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塑造上，
齐白石就是一个典型。齐白石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日常生活事物审美化、文人化和高雅化了。他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在生活中提炼美，齐白石笔下的美，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并不是将自己置身于世外桃源，而是将“艺术的生活”与“生活的艺术”融合在一起。他笔下的素材，几乎全是日常生活中的花花草草：白菜、萝卜、辣椒、芋头、葫芦、丝瓜、葡萄、玉米、鱼虾、青蛙、
蟋蟀、蚂蚱、老鼠、油灯、农具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寻常又不起眼的但与人们生活又十分密切的物象，却在白石老人笔下化腐朽为神奇。
但需要说明的是，白石老人对这些日常生活事物的表现，绝不是客观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带着自己浓烈的生命情感，将其高度抽象化、拟人化、情感化和文人化了。齐白石的伟大创造正在于，他将
平民主义精神与古典主义精神、表现主义精神及精英文人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创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