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疾病、医疗直接关乎人之生老病死这些与生命最密切相关的内容，故而笔者曾将介绍海峡两岸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命名为《关注生命》。
所谓关注生命，就是关注身体。那么如何关注身体？就历史研究而言，最可行的是对人类身体历史的揭示和阐释。恐怕很多人会问：“身体有历史吗？”诚然，作为自然或纯生理的身体，至少在文明社会中，古人和今人未必有多大的差异，就是有些许的变化，也非缺乏现代生命科学和体质人类学素养的历史学者所敢涉足探究。然而，人类的身体，除了其生理性的一面，还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一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身体其实早已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文化意蕴，而且还一直处在不断地加增和消解之中。比如，乳房与性感、缠足与美等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两性信号，人体行为的含义，健康与美的标准，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中，显然都不尽一致。就此而言，不仅人类的身体有其历史，而且各民族、各文化群体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身体史。
据此可以说，身体史的引入实为历史学洞开一个极富探索性和研究前景的论域。不过，有人可能会问，身体史固然值得探究，但它与疾病医疗史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疾病医疗史不等于身体史，就是史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研究与身体史也有着明显差异，但无论如何，疾病医疗史与身体史之间存在的亲和力则是无法否认的。首先，就现实而言，至少在国际中国史学界，目前为数不多的中国身体史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探究疾病和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开始关注身体的。比如目前这一领域少数最有成就者之一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较早曾从事18世纪中国的分娩的研究，当时她完全是以社会史的主题与取向来形塑的，而后她逐渐以月经和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来探究身体本身的历史。台湾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几乎都是在杜正胜倡导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范畴内展开的，而且在总体取向上，似乎经历一个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变，也就是说，虽然同以疾病医疗为研究对象，但关注点则逐渐从社会而较多（当然不是全部）地转向了身体。其次，从学理上讲，尽管以往笔者和其他一些同仁的研究并未真正关注生命，但疾病、医疗这一特殊的主题仍然为关注生命这一指向提供了可能和某些内在的动力。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人的身体虽然任何时候都是其行动和思维的主体，但似乎只有当身体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或者说疾病状态时，才会引起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因此关注疾病，也就为关注身体提供了可能；第二，各种医疗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人的身体，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医疗手段的发明无不建立在对身体的认识之基础上，因此，随着对医学史探讨的深入，研究者就有可能对历史上人们关于自身身体的认识产生兴趣；第三，至少在中国医疗史上，有些医疗活动是以人身体的某一部分为药物的，比如人的内脏、头发、人血等等，同时还存在着割股疗亲之类以残害自己的身体来实施医疗的习俗，这些也可能促发研究者对探究医疗与身体关系的兴趣；第四，历史上人们描绘身体以及反映他们对身体认识的资讯，较多地承载于各种医籍之中。
当然，历史学者对疾病医疗的探究只不过为其关注身体规定了一种内在可能性，身体史的成立与兴起，同时也是社会的、学术的等诸种外在因素刺激的结果。在西方，身体史的概念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逐渐常态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显然与西方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法律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身体已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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