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示范效应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比在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中或者说比20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动荡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的扩展发生在20世纪后数十年，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卫星在70年代覆盖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当地的新闻媒体，并不时地消除其民众获得当局不愿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难度和成本在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地下传播网，就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那样。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电脑、传真机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精英和公众进行信息封锁，以防止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有关反对或推翻威权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通讯的作用，到80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无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现实。因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后果上也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的确会关心在遥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自身的相关性。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和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回响，而这在数十年前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威权体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对南欧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月，即葡萄牙发生政变发生之后的两个月、希腊军政府垮台的一个月之前说道，“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腊的斯宾诺拉将军来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并回归到立宪政府。“长达45年的葡萄牙独裁政权的终结“对其西班牙的难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对反对派的士气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彼国的穷亲戚居然能实施民主，这只能在西班牙加剧实行变革的诉求。“按理说，希腊的民主化对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西班牙的民主化却对拉丁美洲意义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观察到的，“要效法美国是绝对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够摆脱专制“。阿尔方辛广泛地使用这个西班牙的“比喻“来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动合法化。这样，用玻利维亚总统的话说，“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撑着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对其邻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对乌拉圭的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毗邻的大国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乌拉圭的民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尔方辛政权过早地起诉前军事统治者，这一举动刺激了某些乌拉圭的军方人士，他们从让出权力的许诺上后退了。胡里奥·桑格内蒂哀叹道，“阿根廷人造成了这样可怕的损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励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据报道，也使反对秘鲁和玻利维亚新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打消了念头。阿尔方辛个人会见并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反对派团体的领袖。
1986年2月，马科斯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分别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韩国。在天主教实现在菲律宾政权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的一个月，基督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鲜进行宪政改革和实现民主。反对派领袖金大中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韩国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在这里也会成功……。现在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了。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尽管现成的证据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件对激发1988年夏天在缅甸发生的事件起着示范作用，以及对发生在台湾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戏剧性的滚雪球效应发生在东欧。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月份涌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正如一位东德人士所说的，“看到了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做的事情；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每个人都感到了。为什么要被别人落在后面呢？“正如阿什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从他们邻居的经验中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成功。“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激发了其邻国的自尊心。难道发达的、工业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贫困的葡萄牙后面吗？既然乌拉圭和智利已经有了很长的民主政府的经历，难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见绌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应该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