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嗣穈、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文学革命的旗手
——小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节选）
李雪娇
近百年前，在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下，一群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立志改革中国文学的青年开眼看世界。在中国文学这片广袤而浩瀚的海洋上，扬起了他们远行的帆。他们不畏航行的艰险，冲破重重惊涛骇浪，让那面“文学革命”的旗帜在这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扬着。在这片汪洋的大海上，他们曾自信过，也曾沮丧过。时过境迁，百年后的我们再回首那段峥嵘历史时，仍然能够看到革命先锋们少了一些前人的“仰天长叹息”，多了一些坚定。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胡适，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是不能、也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的。正如欧阳哲生所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胡适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成就了他。他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所发表的三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今日中国之雷音”：《文学改良刍议》
一九一五年，在看似平静的中国文坛下暗涌着一股革命的洪流。在上海，陈独秀创办了对后来影响极大的《青年杂志》（也就是在一九一六年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风向标。而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正与几位留学生（梅光迪、任叔永等）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所提出的有关当时中国文学的观点，特别是“要需作诗如作文”受到梅等的极力反对，他们的反对之声把“很保守”的胡适“逼上梁山”，促使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六年胡适把他“年来思虑观察所得”，具体概括为八项主张寄予陈独秀，在陈独秀的“详其理由，指陈得失”的建议下，胡适最终将八事“衍为一文”，这就有了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文学改良刍议》。在一九一七年所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了有名的八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二、四是“精神上之革命也”，三、五、六、七、八则为“形式上革命也”。
在内容方面，胡适针对“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的弊端，提出须做“言之有物”，即有“情感”、“思想”的文章；而对于当时青年“不思奋发有为”，但只知“发牢骚之音”的“暮气”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进而希望青年能在“国之多患”之时，成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一样的人。在第二事中他用进化论思想喊出了具有拓荒意义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口号，打破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的迷信，进而提出了“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的观念，将“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白话小说提升到“世界第一流文学的地位”，并称之为“真正文学”。
在形式方面，胡适是将旧文学的形式和语言作为箭靶而讨伐的。他认为“今日作文作诗者”，首先要讲究文法，而这点在他后来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做了具体分析。有了文法后，其次就是要注意文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胡适提出“务去滥调套语”，在作文的时候应该抛弃以前的陈词滥调， “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同时作文要“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由于“不用典”这条是“八事之中，最受友朋攻击的”，所以他将典故分为广义五种，狭义二种详细地进行论述。另外他梳理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并以西方的白话文学的发展为参照，最后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预言它“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这篇语言通俗、层次分明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后来（新文化至今）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有利于其规范化。首先，层次分明，论据充分。文章先总述“八事”，然后再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论据分别对“八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例如“不用典”这条，他每论述一义就会举出具体的例子，可谓是功夫下得深，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才有了文章结论中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框纠是正之”。而这种态度被当时以及以后的人批为游移、懦弱。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也对胡适这种“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态度极为不满，认为“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也正是陈独秀这种坚决的态度才使文学革命的发展迅速。在文学革命初期，由于它本身是新生事物，所以这种“一刀切”的坚决态度是有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回首文革那段历史时，发现极为相似的问题。文革对所谓的“小资思想”采取了极为果断强硬的的态度，根本不容异议，但是所造成的结果却和新文化运动的截然相反。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后来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培养出许多人才；而文革的文学革命却几乎造成了文学的“荒芜”，流失了大量的人才。对于胡适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稳健，文学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方法解决。其次，进化论方法。由于他早年在澄衷学堂受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新文学，这是继王国维之后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新的眼界。
胡适的这篇文章的贡献不仅在于文章内容、形式方面，还在于它所体现出的作为文学革命先驱的胡适所具有的责任感和敏锐力。当时远在异国求学的胡适时刻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动态，并对中国的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而胡适的敏锐力是他能够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学，并且一语击中当时中国文学的弊端，但是这也成了胡适这篇文章的一大弊病：过分强调形式，在他批判“文胜质”这一中国文学传统之时，也无意间陷入了这个怪圈之中，而紧接着陈独秀针对这一缺失在《文学革命论》中进行了补救。虽然说用白话来创作并不是始于胡适的，但是他能够接过梁启超、黄遵宪一代人未完成的白话文学改良任务，对其进行反思改革，在白话文学被视为“小道”的时代，公然提出“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这不但需要敏锐力，更多的是需要勇气。而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造势为接下来的白话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胡适：现代中国人存在的一个版本
马力
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每一个人的存在方式都具有独特性，然而这种独特性正是存在的呈现方式。孙郁著《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对胡适独特的生存方式的阐释，不但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且提供了现代中国人存在的一个版本。 胡适存在方式的基本建构一是事业，二是家庭。从事业上看，胡适在“五四”中国社会转型期，是向旧文学发难，倡导文学改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又是较早运用西方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对《红楼梦》的考证，都采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较高的评价：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哲人的智慧，用最明晰的句式，表述深切的思想，不取宠于庸众，不媚俗于贵族”，呈示出“我们文化中稀有的品格”。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胡适一直坚守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不动摇，这种近于迂的固执其实却包含了对科学精神不可动摇的信仰。 胡适更大的贡献是在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他提倡民主科学，积极倡导白话文，掀起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引领者之一。他还身体力行进行白话诗的创作，直接参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建设。正因为他有了这些学术与文化方面的贡献，才使“他的名字纠缠着现代中国史，纠缠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读中国的‘被现代化’史，这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胡适灵魂现代性的一面，《微笑的异端》一书给予高度评价。 在婚姻家庭上，孙郁却有另外的看法。当年胡适从美国寄给母亲的信披露，他自述于旅美留学期间曾有一志同道合的同窗女友，已经与江冬秀订婚的胡适很倾心于她，在选择的两难之中，“胡适感到，对自己而言，无论怎样的选择，心灵都不会安宁。”于是只好忍痛割爱，应承了“这门由母亲包办的婚姻”，娶了根本不懂他的旧式女子江冬秀为妻。与她携手共同“创造了一种半旧半新的家”，“沿着时间隧道，一步一步走着，一点一点麻木着，以此了却一生的梦。 旧式的中国人，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劫运，只不过人们的痛有深浅而已。”事业上的锐意进取，坚持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上的传统保守态度，形成胡适文化性格的两面。 胡适的存在价值显示着现代中国人生存的版本：他们一生努力开拓理想的生存方式，而自己却要肩负黑暗的闸门，注定与旧社会同归于尽。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是属于现代的，个人命运却是滞留在旧时代的。他们的思想受理性束缚，情感却受旧礼教的支配，它显示的正是“五四”时期“旧式中国人”的存在状态。 孙郁认为，胡适的呐喊因为有着家国的双重苦痛，所以更有震人心魄的力量。透过个人情感来解读一时代的文化现象，更使人感到：任何现代理性，倘若缺少情感和体验作根基，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的存在方式显示的正是“五四”以来现代国人的存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