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来北京务工，干的是体力活。
东五环边上，有一所传媒大学。学校的两座学院楼翻新，急需工人。阿宝是个匠人，有人招呼，他当即卷好铺盖，带好吃饭的家伙，一夜火车，就看到硕大的三个字——北京站。
“咋样？”
“挺好咧，放心哇。”
“东西都抬掇好了？”
“好了好了。不用操心。娃子咧？”
“上课去了。”
“缺钱了吱一声。我估计这活儿也就一个月。”
“知道了。做你的吧。”
阿宝抽了根烟，回去了。躺在床铺上，闲着，约老李去天安门。老李拒绝了，说这时节人太多。天安门也没逑意思，就是比秀荣的红旗广场大一点。没看头。老李睡觉去了。阿宝翻出枕头下的手机，打开电子书，摁键翻页。“来了北京，还是躺着看电子书，大城市也就逑是个这。”
早上七点，公共卫生间抹了一把脸，他们就跟着包工头到了传媒大学北门。左首经济与管理学院，右首政治与思想教育学院，中间有一个小喷泉。泉里有几尾黑色的金鱼，偶尔吐着泡。阿宝往左，老李向右，他们分到了不同的队。这下，一口秀容话的阿宝没人唠嗑，别的工人要么说地方话，要么说普通话， 也少有愿意搭理他的。阿宝狠狠地抽了两根烟，抡着铁锤进了楼。不能说，就埋头赚狗日的钱。
敲门声。阿宝止了嗓子，回看，像是一位老师。那人说：“师傅，我们这儿还有老师在整理东西呢。您先别唱了。”
阿宝点头呵腰地忙说好。抽了半支烟，掐灭，听着隔壁屋里凿地的动静，卖力地干了起来。
午饭吃的是包工头送过来的十元一份的快餐饭。一份米，半份西红柿炒鸡蛋，半份牛肉烧土豆。阿宝三两口吃完。噎着了，要水，周围人都没有。有工人让他去厕所掬着水喝。阿宝洗干净手，掬着喝了几口，总算咽下去了。
饭后，阿宝捡了两张大纸箱摊平的纸片，铺在地上，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得骨头疼。他一脚踢开纸片，继续干活。歇的时候，要么抽烟，要么看手机。歌是不能唱了，怕影响老师们。手机里没消息。打开音乐播放器，放首刀郎听。音量调小，只自己能听到。屋子里只剩凿墙声。
一间屋子凿完，换到厕所。多了墙板砖，能多赚点。他答应他娃子要买北京烤鸭回家的。
一位女老师敲门，走了进来，“师傅，我上个厕所。”
阿宝说：“你上你上。”
女老师站着不动。阿宝明白过来，抡着锤子出了门。女老师要锁门时，阿宝一把推开，又走进去。女老师受了惊，像根木头桩子立在那。阿宝没说话，走到窗户边，开了窗。“屋里土多，”阿宝说，“你等会儿上。”
女老师说了句“谢谢”就急忙锁上了门。
阿宝说：“干逑上一天，洗个澡舒服。”
东北的那俩人回屋后，跟阿宝、老李打了个招呼，就出去找老乡了。现在睡觉还太早，阿宝拿着手机，又到楼下，圪蹴着，抽了两支烟。
电话打来了。阿宝接住：
“喂？”
“爸爸。”
“二牛。吃来嚒？”
“吃来。妈妈做咧山药蛋，还有炒胡芹。”
“好吃呀不？”
“行咯。爸爸，北京好不好？”
“好，楼很高，天安门很大。马路上全是车。你以后考大学就来北京。”
“噢。外你多会儿回来？”
“过几天就回个来。”
“给我买北京烤鸭呀不？”
“买咧。买最正宗咧，买俩个。你好好吃。”
“外你快点干，早些回。”
“噢。妈妈做甚咧？”
电话那头传来孩子的吼叫声，“妈——”
“喂。干的咋样？”
“行了。先凿墙，凿地板。”
“能吃喝上不？”
“能咯。晌午吃咧西红柿炒鸡蛋和牛肉烧土豆，人家外牛肉可是实打实的牛肉。就是没水。明儿上买个大水杯，渴逑咧。唉，就是——”
“就是甚？”
“没事没事。你们早点睡哇。我回去看看电视。”
挂了电话。阿宝点了根烟，想事情。烟嘴烫到了手，扔下烟，向公寓走去。走了十几步，又折回来，把烟头彻底踩灭。对着黑黢黢的街道，咳嗽了两声，没人应。
尹沽城，青年编剧，简书签约作者，微博读书签约作者，微信公众号|微博|简书 ID：尹沽城。
务实的对立词是理想。
有时候，我们会对务实嗤之以鼻，认为务实的人不懂的生活。但是，当一个人维持生存都倍感艰辛的时候，务实是他不得不走的道路。
而农民工，便是最务实的群体。
他们从贫困的农村走来，正是因为家乡给他们提供不了更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背井离乡。
印象中的农民工，往往是那些穿着很脏很脏的工作服，瘦瘦的身材，干裂的嘴唇，凌乱的头发，在工地上施工的建筑工人。
不要和他们谈情怀，虽然他们中也有少数人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成为建筑家。但大部分人，塌下身子，从事这份工作，仅仅为了生计，仅仅为了养活老婆和孩子。
由于生活在农村，所以我有机会接触许许多多农民工，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是务实的。
我的父亲，就是千千万万务工大军的一员。
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只是选择在家乡做一点小生意。后来，2000年初，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在父亲因贩卖粮食被政府罚款后，选择了外出务工。
以前的父亲，梦想是成为一名生意人。可是形式所迫，他做了自己最不喜欢的工作——在济南的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成了一名真真正正的农民工。
我记得有次父亲从济南回来，为我们买了笛子和吃的，向我们讲述城里人的生活。
父亲说，他找的这个活不累，一天能给20元。当时的我很激动，20元于我来讲，是很大一笔收入。
父亲在那个工地干了一年，农民工的工资都是到年底结算。但是，新年到来，父亲的工资却没发下来。那时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很严重，经常有爆出哪里农民工为讨工钱以死相逼的新闻。
因为没有收入，那年我家度过了一个冷清的春节。
过年后，父亲又重新找工作。找工作的原则就是，有认识的人带队，能及时发工资，要求再高一点，就是活不要累。
就这样，父亲换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从事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养活了一家人。甚至到我读大学时，父亲年龄偏大，工头不肯雇佣他。父亲不得不将自己的白头发染黑，只是为了让外人看起来更年轻。
我还记得我们村里的一位农民工，死在了工地上。建筑公司赔了五万元，息事宁人。一条生命，仅仅五万元！
现在的我，经常看到在客车上背着蛇皮袋的农民工，他们像极了当年的父亲。他们在车上高兴大声的谈论哪个工地有好活，好像忘记了旅途的疲倦。
每当遇到这些人，我往往会主动为他们让座。
正如父亲所讲，谁愿从事这种又累又脏的工作？
我知道，当今环境可能给他们提供不了更优越的工作环境。但是我希望，社会能给予这些务实的人，尽量多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