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与汉字教学科学化
罗来栋
汉字、汉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汉字教学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对汉字教学进行了不断地改革与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中，识字教学方法的改革成绩最显著，汉字教学研究非常活跃，取得了巨大成绩。
进入新世纪，汉字教学面临着新形势：一方面，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顺利地深入推进，就小学语文而言，探索汉字教学更加科学化，更能体现汉字、汉语特点的教学方法，这是语文课改中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香港已故著名的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预言：“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字！”[1]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股强劲的“学习汉语热”，安先生的预言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面对此情此景，进一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帮助外国友人快速学习汉字，掌握汉语，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拼音文字；二是表意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各有长短，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那种认为汉字是落后文字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偏见；说到汉字时很少说汉字的优点，也是片面的。汉字是依形、音、义三者的关联而形成的一套兼表音和表形的文字系统。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体现了汉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认识和掌握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对于改革汉字教学，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汉字使用频率看，高频度的字很集中，常用字量少，这是汉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结构特点。
70年代末，我国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统计出中文里有3,000个“常用字”，其频度高达99%；次常用字也有3,000个，它们每个字的频度加起来也只占1%。
安子介先生应用香港四份有份量的报纸，将连续45天中的中文报载，全部字数加以统计，总字数有1，411，088个字，所计得不同的单字只有4,667个。安先生再按频率排出一张字表，其中最先的3,650字的频率总数竟达总字数的99．8%；《3,650个常用字频度表》于1982年公开发表。
1988年4月由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汉字频度统计——速成识读优选表》，是由贝贵琴、张学涛汇编的。他俩所用资料来自由内地用简体字写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报导”、“政治理论”四个方面，从21，657，039个字中统计出来的，使用不同的字也只有5991个。
安子介先生将两个汉字频度表进行了比较研究：《贝、张》表按频度数到3,650个字时，占统计资料总字数的99．85%；而《安》表按频度也数到3,650个字时，占统计资料总字数的99．82%。这证明两个表都很正确，虽然汇编用的资料、汇编地点和汇编时间都不同，却能不谋而合。
据有关研究统计：一部《红楼梦》总字数731,017个字，只用了4,462个不同单字；矛盾的《子夜》总字数242,687个字，只用了3,129个不同单字；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剧本总字数172,005个字,只用了2,808个不同单字；老舍的《骆驼祥子》总字数107,360个字，只用了2,413个不同单字。这证明，常用字少是汉字的一个特点。[2]
上述关于汉字频率的研究，充分证明中文中常用字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这有利于缓解汉字学习的难度。
安先生是位酷爱汉字、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从快速学习汉字的目的出发，采用多方面的阅读资料，对3,650个字进行了频度顺序研究，经过反复检验，其结果是：认识了第一高频度500字，就能阅读一般文章的75%；再认识次高频度500字(即认识1000字)，就能明白一般文章的90%；如能识到2000字，就能获得阅读书报的能力，可通晓现代书报的97．4%，甚至可以进行书面交流。[3]
上述关于汉字频率和频度顺序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探索进一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很有启发、参考和指导意义。（1）频率高的常用字约3,000-4,000，这个常用字量可以作为规定学校（小学和初中）语文学科识字量的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识字总量为3,500个，其中小学3,000个，初中500个。我们认为这个识字量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人、农民渴望学习新科技；为适应这种需求，我们建议：可否在初中增识500个科技方面的常用字，这应该不会有困难的。（2）在字序安排上，应先学习高频度的单字，是学习汉字的捷径之一。安子介先生主张：“初学汉文者，包括我们的小学生和成年人及想学中文的外国人，可先学最常用的五百字”。这是很有见地的建议，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曾于1991年在江西万载县鹅峰乡幸福村运用《安子介现代千字文》进行扫盲实验；先学最常用的500字，加快了扫盲进度，取得了实效。《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农民日报》都先后作了报导和介绍。这里的关键是要编好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的教材。识字写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理应根据常用字高度集中这一汉字结构特点，关注汉字的频度顺序。我们认为汉字的频度顺序、构字方法和儿童学习汉字的认知规律，这三者要通盘考虑，并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是教材编写者的责任。
二、从汉字构造方法看，形声字多，这是汉字系统的又一个重要结构特点。
何以形声字多？在汉字的发展史研究中，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而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西南师大刘又辛教授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中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并进而提出了汉字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4]可以说，汉字中形声字多是其构字方法变化发展的结果。
汉字独体字少，合体字多；在合体字中，形声字最多。据有关研究统计，汉字中的形声字约占80%以上，形声字的构字特点是：形旁标义，声旁标音，如：方——访、纺、芳、肪、舫、坊、房、妨、防、放、仿、钫等一组字，在字形结构上大都有基本字（声旁），基本字加偏旁部首（义旁），就构成新的合体字。这就是汉字中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这种构字特点使汉字易于学习、掌握，是汉字的优越性。
在各种识字教学方法中，集中识字较充分地利用了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克服方块字音形脱节、结构复杂的弱点，化难为易，把十几个形声字放在一节课学习。这样，儿童在掌握了汉语拼音、一定数量的独体字（含少量合体字）和偏旁部首之后，就可以在教师指导下，按规律成串地认知汉字。例如教学“根、跟、恨、狠、很”这一组生字，因为规律明显，教师易教，学生易学。儿童理解了这些字的左边是形符标义，右边是声符标音的规律，就能作出如下分析：“根”字，一根木头，所以是“木”字旁；“跟”字，当“跟着”讲，因为用脚跟着走，所以是“足”字旁；“恨”字，可恨的恨，所以是竖心旁……。这样识字，为儿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心理条件，便于产生学习迁移，简化儿童识字的心理过程，提高识字教学效率和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
根据汉字中形声字多及其构字规律这一结构特点，我们认为，无论是识字教材的编写还是识字教学方法的运用，都应充分体现、运用这一汉字构字规律，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1）教材在识字内容的安排上，在保留识字形式多样化的同时，可适当增加按形声字构字规律集中识字的份量；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贯彻，如在“语文园地”和作业练习方面，均应安排这方面的内容。（2）为贯彻按照汉字构字规律教学汉字的原则，应重视打好识字写字基础，即：学好汉语拼音、构字能力强的独体字（含少量合体字）、偏旁部首及基本的笔画笔顺，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3）在运用形声字构字规律进行识字教学时，要注意做好正音工作。因为作为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如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有的则因语音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
三、汉字单音节字多，构词潜力大，这是汉字系统的又一个重要结构特点。汉字是表意文字，一音一义的字多，而字有了意义就成为词和词素了。
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的书面中，政治、科技类的文献是，单音词约占49%，双音词约占47%，多音词仅占4%，而文艺、生活类的作品中，单音词多达61%，双音词约占37%，多音词只占2%，平均起来单音词仍占一半以上，而双音词、多音词又绝大部分是由单音词组合而成。”[5]所以，学汉字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识字相当于识词，识字多，掌握的词就多，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发展。
作为语言最小单位的词，汉语的词主要用二次构词法进行复合构词，即把原来具有独立意义的单音词结合构成双音词、多音词。这种构词法的构词能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节约”两字，各自都可造出很多词，用“节”字可造出下面17个词：关节、音节、气节、节目、节日、春节、中秋节、过节、小节、失节、变节、节衣、节制、节流、节育、节余、节本。用“约”字可造出下面18个词：大约、约计、约数、简约、约分、约法、条约、约言、约定、有约、特约、约期、约请、约束、约会、失约、公约、和约。词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组成，可以收到“生词熟字”的奇妙学习效果，不仅大大压缩了字量，还缓解了学习的难度。这是汉字的一大优点。据有的研究部门统计，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语，常用词条43，300多条，只用3730多个字构成。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外交往的增多，需要创新许多新词汇和翻译外来词汇，诸如经济特区、特警、特快专递、红股、红盘、沙尘暴、社会保险、基因、爱滋病、芯片、航天、航天员、可口可乐、立交桥，等等。无论是创造新词汇，还是翻译外来语，汉字都能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常用词条已增至65，000余条；甚至翻译新的科学名词能音、义兼顾，有青出于蓝的优势。
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字为对付新生事物，要创造新词汇，应接不暇。英文词汇目前已达几十万之多。相反，汉字的字数比起古代大有削减，如《康熙字典》共收47，035个字，三百多年来，大部分已被废掉，现在用字不过3000-6000左右，用来创造新词汇潜力巨大，足够我们阔步于21世纪。
四、从汉字与语法关系看，汉字系统结构的另一特点是不使用“变音”的办法也能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这十分有利于汉语的学习。我们知道，拼音文字是用变音的办法构词和转化词性的，即基本词汇一般都来自母语的词根，通过添加词干、词尾或词首的方法，连缀拼音，构成意义确定的各种品词。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字系统，无须“变音”就能构词、转换词性，这就保证了汉字不用改变字形照样可以标示汉语的不同词性。
不仅如此，汉语只要通过变换词序与使用特定的附加助词（如的、地、得、着、了、过等等）以及变换声调等办法，就能简明精确地实现语法功能，达到表意清晰明确的目的。例如，“师爱生”改成“生爱师”，汉语根本不用改变语音，只要变换一下词序就能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这样也就无须改变书面词形了。可是在现代俄语里，就要通过变音的办法，当然也就要改变书面词形了。相比之下，这显然是汉语汉字的一大优点。著名英语语言学字叶斯伯森在《论英语单音节》一文中指出：“原来认为汉语是原始语言，落后语言，儿童语言。现在才知道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汉语仅用四百个音节作为基础，然后加以四声，最多不过一千六百左右。居然以这样少的单音节，颠来倒去，反复使用，就能完整无缺、毫无瑕疵地把意义表达得一清二楚。这是英语望尘莫及而又望洋兴叹的。也是英语语言学家所感到神秘莫测而又欣羡无量的。”[6]
就教学而言，识字教学法的原则，主要应根据文字系统的结构特点。拼音文字要通过“变音”来构词、转换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所以教学就强调“三不离”（即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教学原则，否则就无法使学生弄明白作为主语用的“教师”与作为宾语用的“教师”为什么读音不同，书写不同。而汉字系统主要采用复合构词法，不用“变音”就能实现语法功能，自然不宜照搬“三不离”的教学原则。根据汉字系统结构的这一特点，尽快认识二千多高频度常用字很有必要，在教学识字时不排斥“三不离”的识字教学原则，而是要灵活运用。
五、从汉字书写系统的结构看，书写有规律，形差度（形体差异度）高，这是汉字书写系统的重要特点。印欧语系字母仅30个左右，而汉字偏旁部首不下于500个。前者的字母是以单向线性排列组合成基本视读单位（词）的，而汉字却用上下、左右、内外三种基本位置排列组合成基本视读单位（字）。所以汉字的形差度大大高于拉丁—斯拉夫字母体系的文字。汉字形差度高这一结构特点，不仅字与字区分明显，个性突出，有助于学习记认，而且汉字极便于高速阅读。从视读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横排汉字在阅读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优越的认知符号。“日本有关部门在建设高速公路时，曾做实验，结果表明：用汉字表记的语言是假名的1/10，是罗马字的1/20，换句话说，汉字的认知速度比日本的假名要快10倍，比罗马文字要快20倍。”[7]
汉字的形体书写系统不仅有它的独特之处，而且也是有规律的。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五种，由基本笔画组成的一些部件也是有限的。所以学写汉字，入门比较难，当掌握了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部件以后，再遇到新字就不难学了。关于解决汉字难写的问题，安子介先生建议，根据汉字的构字方法，可把汉字分成构字能力强的812个基本单字，56个部首和75个变体部件，在写字时进行“组装”，就能写出3800个不同的单字。关键是要编写好教材，激发兴趣，打好基础，科学指导，严格训练，就能化难为易，把字写好。
各种文字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都有各自不同的学习难点；要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性。我们论述汉字的结构特点，指出它的优点，并不是否定缺点，而是为了全面地认识汉字，扬长补短，化解难点，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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