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柏拉图都推崇贤人政治或哲学王，但二人眼中的圣人和哲学王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和柏拉图所主张的理想国家里都实行君主统治，君主在孔子眼里是圣人，在柏拉图的眼里是哲学王。二者颇为相像。孔子推崇的周朝社会是一个君主世袭、家族本位、宗法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孔子的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贤”，在世袭制的基础上，能最大限度地任用贤人，让贤人来担当领导国家的重任。“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即按照人的品德才能予以任用。《苟子·哀公》载孔子语：“人由王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君子、贤人、大圣都是仁、智合一，区分他们的也就是仁、智本身具体内涵的差异而呈现出高下。孔子曾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孔子的眼里，最高理想的“贤士”，是达到了“自知”、“自爱”、“自乐”的境界，从而与“天道”冥契无间、浑然一体的人。让这样的君子、贤人、圣人当政，才能作为一个世人道德的典范，教化百姓，让百姓效仿他们，从而实现一个各守其道、各就其职的理想社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哲学王”，由哲学王来统治他的理想城邦。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5]同样的论述出现于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除非那些热爱正义和真知的人掌握国家的统治权，或者那些统治者竟然——出于上天的恩赐——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人类的罪孽不会中止。”[6]由哲学王所统治的这个理想国，最好的政体便是贤人政体，实行贤人政治，在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中，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和柏拉图眼中的哲学王也有所不同。孔子的言论更多的是对圣人的道德提出要求。孔子笔下的圣人是一个美德的化身、道德的典范、与“道”浑然一体的人，孔子甚至认为君主也要受到约束，就是要服从道统，道统大于君统，君主执政的原则就是要“有道”，用它来检验统治者的一切行为。而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除了是个德行最完美的人之外，而且还是个精通音乐、体育、算术、几何和辩证法的知识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和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求的……直至他心灵中的那个能把握真实的，即与真实想亲近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实体，并通过心灵的这个部分与事物真实的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停止艰苦的追求过程”[7]。也就是说哲学王这个知识天才还是个掌握了别人无法掌握的真知识的人。3．孔子和柏拉图都主张为政以德，但对道德的理解，二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国君实行德政，如北斗一样安居其地而众星自然拱绕，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德主刑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张德治高于刑治，德治乃根本之策。（2）孔子把执政的过程看成为道德化的过程，即贤人在执政时用自己的道德来感化、教化百姓，可谓“身正为范，德高为师”。《论语》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正，蔫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还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为政者一定要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以身教民，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百姓才会听从他的命令，才能服从他的统治。（3）君臣之间不仅是权力制约关系，而且还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使这样的礼节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也要这样继续下去。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里指出，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美德[8]。把人分为三个等级的根据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德性不同。德性最高者即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同时柏拉图认为法律在城邦中起到辅助统治的作用，作用不及德治重要。他指出：“对于优秀的人，把那么多法律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9]“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的事情，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10]。柏拉图对于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是和他的理想国以及哲学王统治的设计一脉相承的。①可见，孔子和柏拉图都强调为政以德，但是何为道德？他们二人理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孔子虽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忠君放在孝亲的前面，但他所处的奴隶社会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主义社会，他的道德观更多的是着眼于家庭本位的人伦道德，或者说“孝亲”是道德规范的起点、核心和基础，就是对君的“忠”也离不开“孝”，“忠”其实是“孝”的升华。柏拉图的道德观里则几乎找不到“孝悌”的位置，其侧重点是国家本位的道德规范，“道德的标志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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