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敢于探索的精神。也促进了我国与中非国家的友好交往，经济文化交流，是一件壮举。直到现在有关国家还流传着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
哥伦布和郑和都是著名的航海家，但在当时种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之下，出现两人远航的不同结果：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确立了其在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地位；郑和七下西洋却对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没有多大的贡献。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1 两者身份不同：郑和是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其远航的经费由国
家承担。哥伦布则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4期《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作者叶洵灶]
2 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中国当时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
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西欧处于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和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作者叶洵灶]
3 两者航海目标不同：郑和远航本质上看是为了强化和巩固明初中央集权统治，出使他
国目的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与所到国家恢复和发展政治上的藩属关系，旨在通好他国，怀柔远人。哥伦布的远航从根本上说是西方要求与东方直接交往的产物，意在征服和扩张，是为了寻找一块新的地域或一条通往某地之航线。[《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郑和与哥伦布比较研究》作者彭顺生]
4 两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当时明王朝仍处于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主
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迟缓，尚无大规模进行海外贸易的迫切需要，
当时明统治者“重本抑末”的传统，严禁“私出海”和“私自下番”，限制民间对外贸易，压制了发展海外贸易的社会需求。西欧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并迅速发展，琳琅满目的商品购买，货币地租的交换，使得西欧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不对黄金充满渴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研讨》作者陶松云 郑家红]
[杨昆标摘]
文摘2
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
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
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参考书目： 《郑和与哥伦布比较研究》 彭顺生《广东社会科学》1995、6
《郑和与哥伦布》 叶洵灶《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哥伦布与郑和的比较》陶松云 郑家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主旋律》钱明德 《世界历史》1994、3
[蔡仟仟摘]
文摘3
15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它是从欧亚大陆两端——远东和远西——几乎大致同时向海洋大进军，郑和下西洋远远早于哥伦布“下西洋”。但这一共同的历史机遇对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发展却导致了大不相同的结局。我国杰出史学大师梁启超曾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没以俱逝……”究其因，就要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的航行进行比较。
如果仅从航行技术与开拓新航路的角度来看，两者大致相似的。但如深入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郑和航行方式与哥伦布的航行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
对东方的香料和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而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郑和在成宣时期30年间曾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但关键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制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藩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航海的壮举尽管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
探险活动。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求助与商人，是一种契约式的利益结合。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不大相同。它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只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舰队。郑和的远洋航行，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海上出征，只有高度中央集权、财力雄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三，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王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哥伦布的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新航路，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东西贸易。从表面上看，郑和航行似乎是明王朝积极经管海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首先，郑和出使南洋虽然已具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性质，但仍然是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进行的。其次，朝贡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体制，其贸易方针是“厚往薄来”。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
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所以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附——
航行目的 航者身份 航行经费 航行结果 航行队伍
中国 确立海外册封制 使者，官员 国家支付 导致后来“禁 官员
度，朝贡贸易 海”
西方 寻找黄金 剥削者 自发筹集 发展了西方资 自发组织
本主义
资料来源：
《历史研究》92年1—3期
《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罗荣渠）
[陈玉霜摘]
文摘4
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出现了奇迹，从而造成了16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中最为伟大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和哥伦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这两位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远航的目的和性质，规模和影响各不相同。以下是所做的一些比较：
一． 身分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携带的贸易物品都由政府提供，参加的人员也有政府委派，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行动。哥伦布是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来源广泛。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结合的活动。
二． 时代背景不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阶段。哥伦布西航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可见两者有共同点，即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三． 目的性质不同
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为了巩固明朝，显示国威。哥伦布远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情况下进行原始积累的结果。
四． 规模大小不同
郑和下一次西洋所用的船只比哥伦布四次所用的总船只还要多好几倍。
五． 结果影响不同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西欧早期殖民侵略和殖民征服的开始。
参考文章：《航海家郑和与哥伦布》叶洵灶
[唐烨雯摘]
文摘5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
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进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进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他们对郑和的不满，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太缺乏主权意识和领土观念了。他们说，倘若郑和当年也能像哥伦布、麦哲伦们一样，自己的船航行到哪儿，就把明朝政府的管辖权划到哪儿，想想中国现在的版图该有多大？另一个是太缺乏经济头脑了。欧洲历史上那些航海家太贪财，一个个比海盗还海盗，固然不可取；郑和却又太视钱财如粪土了，为了宣示大明的浩荡皇恩，只知散尽千金买个“八方来朝”的虚名，毫无通过市场交换聚集财富的意识。他的航海活动付出的实在太多，收获的实在太少，终因耗资巨大，国库难以承受，导致中国远洋航行从此夭折，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憾。
只不过当时，我也是这些观点的积极鼓吹者。认识到郑和所作所为，绝非他的个人行为，有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秦始皇开始，虽说他也是个航海的热心人，几次组织船队出海采长生不老药，还让徐福稀里糊涂飘到了日本。但他最热心的还是修万里长城，这实际就为中国播下了封闭的种子。到了明清时期，只不过将这堵篱笆墙扩大到海岸线，以大海为樊篱，可谓一脉相承。1996年，我在美国雷鸟大学国际工商管理班结业的演讲中慷慨陈词：中国历史上，如果不是驾驭海洋的意识与驾驭海洋的能力反差太大的话，那么发现美洲的就不会是哥伦布，而是我们中国人。举座的美国教授，听得目瞪口呆。
与哥伦布们相比，郑和七下西洋的的意义，关键还不在时间上、规模上超出他们，而在于他的航海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海洋观念，传播的是另一种海洋文化。一句话，哥伦布们驾驶的是掠夺之舟，郑和统帅的是友谊之舟。郑和七下西洋，最远航程达6000海里以上，到过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表达明朝政府愿意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愿望，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虽然也有动武的时候，但一般都是不得已进行武力自卫，最终结果还是言归于好。因此，他所到之处，都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了和平使者、文化使者的形象。不少地方为他建寺立庙，至今香火不绝。
----节选自：艾剑，《漫议“两郑”的新评说》
http://go4.163.com/lhxw/hyys/fzzl.htm[邵泽权摘]
文摘6
1.历史背景
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对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东方香料与金银尤为诱人。而当时正常的东方贸易,受到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重重限制。打破这种局限，开辟新航路成了历史的必然。
航海探险家作为一种新的，拥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力量应运而生。西欧封建君主因封建领主经济结构多方面限制了其对财富的榨取。而议会又限制了其征税能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极力推崇的特点。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采取支持和鼓励政策。
郑和所处的成宣时期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其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比较繁荣，但在重本轻末的政策下，仍以自给自足为主。郑和下西洋的动力在于政治而非经济。
2．组织形式
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航海船队 经费来源 主要目的 扮演角色
中国形式 皇朝特谴队 国库拨付一切 对海外藩属确立 官方外交
开支，指派官 册封和朝贡制度 册封使团
营机构造船， 宣扬国威 朝贡贸易
办货 使团
西洋方式 王室特许私 以股份公司和 探寻新土地、岛 征服者
人航海探险 私人集资为主， 屿、新航路，搜 基督教
队 王室或贵族赞助 寻黄金、香料， 传播者
或直接参与 猎获战利品 殖民者
通商者
海盗
导致这种不同的根源是不同的经济制度。欧中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已出现了王权向私
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有权和特权的趋势。这是西方所有权的结构开始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中国仍是在传统制度结构中发展。
3．结果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还有让所有人欣喜若狂的黄金，把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重商主义下大开放和海外殖民成为发展主流。
郑和下西洋是遵循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厚往薄来”，并没有带来什么热潮。朝廷一方
面对海外奉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中国走出了南洋，没有走向世界！
择自图书：《历史研究》92年（1-3期）
文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趋向的对比与思索》作者：罗荣渠
[彭珏妮摘]
文摘7
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相似机遇，引起中西发展的对比，在极其相似的历史表象下常常掩盖着极大不同的历史本质，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的航行的比较也正是如此。
首先，哥伦布航行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对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所刺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西欧航海家深入大洋的探险活动具有不同于封建阶级的新兴社会力量的创新活动，那些支持和鼓励哥伦布们的航海的西欧封建君主奉行重商主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本国商人出海，以达到增加王室金库收入和壮大国力的目的。
郑和航行却是在另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在成宣30年间的6次北征和7次下西洋，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与富足，而关键则在于这些活动的动力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下西洋主要是为了确保南洋海道的畅通，以重新确立海外册封封建度，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遂赏封建帝王“君主天下”，“御临万方”的虚荣心。郑和大航海的壮举规模空前，但在方式上仍然是秦皇汉武式的封建王权顶峰的威力显示。
其次，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航行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后者是私人积资的海外探险活动。为筹资远征的资金，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宫廷求助，以获取特许状，船只装备是自备的，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形式的利益结合，哥伦布出航的船只和人员不多，正符合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则大不相同。它是由中央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它的船队是一支庞大的皇家航行。
两种完全不同的远洋航行的组织形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欧洲的航海探险和远洋贸易中，已经出现了主权向私人或商业公司转让专属所以权和特权的趋势，这是西方所有权都制度结构开始改变的一个重要开端，而中国却仍然是在传统的制度结构中发展。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行事业发展引起迥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
资料摘自《历史研究》1992年 罗荣渠
[曾健茵摘]
文摘8
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出现了奇迹，从而造成16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中最伟大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和哥伦布四次西航到美洲。但这两位举世闻名的航海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远航的目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1、出航的社会背景不同
郑和以官吏身份，奉皇帝圣旨，代表国家出使亚洲南部、非洲东部沿海各地，下西洋所需一切，包括宝船，所携带的“赍债”或贸易的物品皆由政府提供，参航的人员也由政府各部门抽调。因此郑和下西洋完全表现为封建国家的活动。
哥伦布是一个私人航海家，远航的资金部分靠自筹，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向富商募捐，人员有招募的，有政府委派的，也有由从监狱提取的，所以他的航海活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结合的产物。
2、目的和历史意义不同
郑和出使西洋是和平友好的使者，访遍亚洲三十余个国家，为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①但他开创的事业没能进行下去,是由于：一方面下西洋中,官方所垄断的朝贡贸易主要是围绕“宣德化”，“扬国威”，“柔远人”，“示富”等政治目的进行的，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是明王朝一贯推行的海禁政策。②
哥伦布出航是为了寻求黄金，追求财富。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的巨大作用在于：促成中西文化的汇合，新旧大陆的联系，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崛起和封建主义世界性的衰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近代文明，同时又使古老文明的东方世界变成落后苦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更使印第安人及其灿烂的文明造成空前的浩劫。地理大发现形成东西差异、南北差距的基本格局。③
参考资料：
①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 《郑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驳潘辉黎、阮文胜等人的侵略论》王民同
②摘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郑和开创的事业为何没能坚持下去》刘璞
③摘自科学学研究1995年03期《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宋正海
[黄雪薇摘]
文摘9
1403~1433年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组织之严密，气魄之雄伟，历时之久远非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方船队所能比拟。然而，郑和没有继续向西航行，也没有继承者拓展他的事业，他的业绩很快被西欧人开辟新航路和地理大发现的业绩所掩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两者的目的不同
促使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一是因为明成祖为了寻找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失踪的建文皇帝，以防止其潜伏下来图谋复辟的可能，以及联印抗蒙。二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声威，扩大其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使海外诸国来朝。第四次至第七次下西洋是为了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和朝贡贸易，同时寻找麒麟（其实是非洲带来的长颈鹿），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明代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朝贡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对中国来说得不偿失。另外，远洋航行耗资巨大，国家经济负担沉重，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来的第三年，统治者就明令禁止继续制造海船，郑和的庞大船队也被搁置在海滩任其腐烂，航海事业更是后继无人。
而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黄金和香料，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非政治目的。在西欧形成的重商主义的理论，认为利润是从流通领域创造的，工商业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黄金白银是一个国家不可少的财富，如果没有它就要通过海外活动获得它，这种理论引导人们到海外寻求财富，所以他们在中国人大规模毁海船时开辟了新航路。
二．科学发展程度不同
古代中国天文学对天体的观察，一直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因此，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一直处于前科学状态。地理学也一样，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同世界等同起来。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天圆地方，中国处在大地的中央，其他国家不过是应臣属于皇帝的蛮夷之地。地理学的任何新发现，对他们的这种理论都构成挑战，所以他们不会像中世纪末期西欧国家的统治者那样去支持航海，探险和海外商业活动。
到了哥伦布时代，佛罗伦萨著名的地理学家托斯堪纳所绘的世界地图，已经把中国和印度标在大西洋的对岸。“极东便是西”，已经成为西欧谚语。许多航海家坚信从欧洲一直西航可以达到亚洲东部，所以说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行成功是科学的胜利。
三．国民价值观念不同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才能。在精神方面，君主们只提倡人民对统治者无条件尽义务，当时的取士制度很大程度上使到整个知识界思想僵化，是人们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任何兴趣。道德家们特别推崇孙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这种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渗入到民族意识的深处，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所谓华夷之辩）和乡土上的观念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
而西欧的文艺复兴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积极的冒险精神，其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当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希望超越原来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获得更完美的生活的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去进行艰苦的探险，当然促使他们的还有殖民掠夺的愿望。
所以，郑和虽然航海史上的先驱，但地理大发现却最终完成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资料：黄增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学术探索1996年02期）；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01期）；赵志辉、 郭琳 ，《郑和下西洋目的辩析》，《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郑颖摘]
参考资料：http://www.swyes.com/jss/zw/z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