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中原所面临着的最大的敌人，无疑就是位于北方的匈奴。这个强大而又极具威胁性的邻居，自战国时期开始，就经常性的袭扰中原地区，对中原国家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不过，因战国时期，与匈奴疆土接壤的赵、燕等国皆是从春秋百国中杀出来的强国，因此，这时，匈奴并未在与中原国家的战争中占到任何大的便宜，多数时候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如前244年，赵将李牧率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步兵5万、弓箭手10万，大破匈奴十余万骑，打的匈奴是数十年不敢再入赵边。
而到秦代亦是如此，作为一统六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霸主级国家，秦军可谓是所向披靡，匈奴亦是不敢触及锋芒，前215年，始皇帝命蒙恬率30万秦军精锐北击匈奴，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自此终秦一朝，匈奴都不敢再入中原半步。
可以说，在秦代之前，犹如老鼠遇到猫一般，匈奴一直不敢正面硬刚中原王朝，中原一直对匈奴保持着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在军事上，匈奴都是被压制的死死的。但是，这种中原王朝死死压制着匈奴的局势，在西汉初期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汉初年，因中原刚刚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争霸等数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战争，所以此时的西汉呈现出的是“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样一副凄惨的画面，这时，西汉可谓是一个真正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国家。
反观匈奴，在汉代秦，中原最为虚弱的时候，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走上了极盛时期，成为了北方的霸主。“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此时匈奴先是击败了北方最强大的东胡，而后吞并了楼烦、白羊河南王等部落，并收复了秦代所夺的河南等匈奴地及原属中原的朝那、肤施等郡县，其骑兵也一度达到三十余万。
由此，在匈奴处于最为鼎盛，而中原王朝却是处于最为虚弱的时刻，此消彼长下，秉持着“趁你病要你命”的信念，曾经被压制的死死的匈奴也就开始肆无忌惮的“欺压”着西汉这个中原地区新一代的统治者。
而对于匈奴的“欺压”，在武帝前，因西汉处于百废待兴之时，是经济萎靡，民生凋零，再加上当时西汉内部统治也十分不稳固，时不时就发生诸侯王作乱，因此对于匈奴的“欺压”，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西汉统治者，除高祖曾在立国之初曾短暂的采取武力硬刚的政策外，多数时候他们的应对政策皆以“安抚为主，战争为辅”为主，即不主动的去激怒匈奴，尽量满足匈奴所提出的要求，用“和亲”、“纳贡”等委曲求全的方式来安抚匈奴，让其能与汉廷和平相处。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在匈奴的袭扰已对西汉造成危害之时，汉军才会被迫的与匈奴发生战争。
可以说，在武帝之前，西汉应对匈奴的政策是带着一种近乎屈辱式的。当时，为了尽快的恢复国内的经济与农业生产活动，及加强汉朝对于天下的统治，文景等诸帝对于匈奴是“纵容”的，他们皆秉持着“对外友善，对内发展”的态度，是尽全力避免与匈奴发生战争。
但是，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在文景等诸帝的励精图治下，汉朝由曾经的“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变成“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这般繁荣之景象，再经过“吴楚七国之乱”，汉廷又解决了诸侯王这一影响内部统治的隐患，由此，汉朝对于匈奴的政策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汉廷对于匈奴的政策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改变，而其核心的改变就是由曾经的“安抚为主，战争为辅”的“求和”政策变成了“战争为主，安抚为辅”的“逼臣”政策。
第一次、由和亲转向征伐。
首先，武帝登基之初，因武帝尚未亲政，朝中大权皆在崇尚“无为而治”的窦太后的手中，所以对于匈奴的政策，武帝只能是听从窦太后的吩咐，依旧是遵循着父辈所定下的对匈奴进行和亲的政策。但是，与文、景等诸帝“诚心诚意”的与匈奴进行和亲所不同的是，生性高傲且富有雄心的武帝自登基开始，虽碍于窦太后，只能是被迫继续维持着与匈奴“和亲”的国策，可其内心却从未想过要一辈子靠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来换取汉匈边境的安宁。
作为以“武”为谥号的皇帝，武帝从登基那刻起，想的就不是靠着屈辱的和亲来换取北方的暂时安宁，而是意图以绝对的武力来击垮匈奴，逼迫匈奴臣服于大汉，从而来换取北方的永世安定。因此，自登基始，武帝就开始着手进行“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的武力征伐匈奴的计划。
前140年，武帝甫一即位，为了准确且详细的了解匈奴现在的状况，从而能在将来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匈奴的举措，武帝先是将曾长期担任边郡太守，与匈奴有直接接触的李广与程不识二人调入京师，分别担任未央宫与长乐宫卫尉，同时又派遣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而后，前138年，经过二年时间的详细了解后，武帝在基本掌握了匈奴国内和周边的情况后，遂开始了武力征伐匈奴的第一步，即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瓦解匈奴在周边的势力，同时联合大月氏等西域诸国，一同对抗匈奴。
当然，此时，因朝中大权仍是被窦太后一系所掌控，而这一系又多为“主和派”，他们坚定的认为，用“和亲”这种以公主和少量的金银财宝的代价来换取汉匈之间的和平，是最为经济实惠的选择。因此，对于武帝妄图用武力来逼迫匈奴臣服的野心，他们自然是坚决反对的，如在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来京要求和亲，此时，朝堂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其一就是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主张同意匈奴的和亲要求，其二就是以大行令王恢为首，主张拒绝匈奴的和亲要求，并对匈奴发动战争。
对于武帝而言，他显然是倾向于听从大行令王恢的建议，就是拒绝匈奴和亲的要求，并寻机发动战争。但是，因当时朝中窦太后一系和王太后一系皆支持御史大夫韩安国的主张，同意与匈奴和亲，以此来获得汉匈之间的和平。而当时武帝又并未掌权，因此，武帝虽倾向于战争，但却只能是被迫遵从韩安国的意见，维持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总得说，在武帝登基最初的六年间，武帝虽对匈奴一直都是虎视眈眈的，可因窦氏，这个秉持着“无为而治”理念的外戚集团的存在，他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实行自己开疆扩土的抱负。
但是，武帝所受到的这种权力压迫，在前135年五月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五月，辅佐了景帝、武帝二代帝王，掌权二十余年的窦太后因病逝世，而随着她的驾崩，武帝终于得以亲政，掌控朝中大权。
而随着武帝的亲政，汉对匈奴的政策也终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武帝这位最高，且掌握实权的统治者支持对匈奴动用“武力”，由此，朝堂上反对动武的官员是越来越少，而赞成动武的官员是越来越多。而后，随着时间的逝去，至前133年，汉廷对匈奴的态度得到了基本的统一，那就是对匈动用武力。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大行令王恢的推动下，汉廷第一次主动的策划了一场针对对匈奴的诱敌歼灭战，这就是“马邑之战”。虽然，这场伏击战因消息泄露最后未能完成，但是，随着这场战争的进行，却标志着汉朝对于匈奴屈辱式的求和政策正式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就是武力征伐的开始。
自前133年始，武帝对匈奴发动十数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包括高阙之战、越阴山之战、漠南之战等，而其中富有决定性的战役共有三次，分别是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首先是“河南之战”，它于前127年爆发，其目的是为了夺取河南地，从而让汉朝在进攻匈奴时有一个可攻可守的前进基地。这一年“匈奴入上谷，鱼阳，杀略吏民千余人”，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让韩安国率军驻右北平，吸引匈奴主力，而后令卫青、李息率军急出云中，至陇西，突袭匈奴防守最为薄弱的河南地。在卫青的带领下，汉军一举击溃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所部，歼敌数千人，俘获牛羊百余万头，最终汉廷夺得河南全部地区，并在此置朔方、五原二郡。
其次是“河西之战”，它于前121年爆发，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河西走廊，从而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同时打通汉朝与西域的联系道路，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盟，以此来分便于双方共同夹击匈奴。这一年，在霍去病的带领下，汉军两征河西，大破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3万余人，迫降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浑邪王、休屠王率残部逃出河南，汉军占据河西之地，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
再是“漠北之战”，它于前119年爆发，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匈奴的最后一股能威胁到汉朝的军事力量，即盘踞在漠北的匈奴左右贤王、匈奴单于本部军，从而完成统一北方的壮举。这一年，武帝在经过二年秣马厉兵的准备下，汉朝正式对盘踞在漠北的匈奴军发起总攻。武帝命卫青统五万骑兵，出代郡，霍去病统五万骑兵，出定襄，而后，汉军在卫青、霍去病的带领下，完成了“封狼居胥”的壮举，盘踞在漠北的匈奴左右贤王所部匈奴军损失殆尽，自此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当然，“漠北之战”虽完成了消灭匈奴左右贤王所部的目的，但匈奴单于本部军却并未消灭，而是远遁西北。而正因匈奴单于本部未被消灭，所以武帝一统北方的雄心也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汉军虽在“漠北之战”消灭了匈奴军大部分的精锐，但汉军同样也是损失惨重，“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在这次决战中，汉军损失了最后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军，出征前十四万军马，回来时仅剩不足三万匹，可谓是损失殆尽。如此，此次战役后，汉军也是出现了“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的局面，无力再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役。
第二次、由征伐转向征伐与招抚并用。
如上所说，自前133年始，到前119年，在这14年间，汉军虽是一次又一次的击败匈奴，并相继占据河南、河西、漠北、漠南等匈奴之地，从而开扩出了一块辽阔的疆土。但是，说实在的，匈奴并不是弱国，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北方强国，汉朝的国力虽要比匈奴强大，可这个强大并非是有着绝对的压倒性的，若匈奴选择跟汉军拼命，汉军还是有被重创的可能。
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漠北之战”这场关乎着匈奴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汉军就受到了重创，出征时14万大军，回来时却是十去九八，仅剩万骑。可以说，经此一役，匈奴虽然失去了再次进攻汉朝的实力，但汉军也同样失去了再次对匈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总得说，自“漠北之战”后，汉匈双方都已无力再组织起一次针对对方的大规模战役的能力。
同时，征匈名将李广的自杀、霍去病的病逝、卫青的老迈，也使得武帝不得已只能是改变此前想要单纯的用武力来迫使匈奴臣服的观念。汉对匈奴的战争，之所以能连战连捷，虽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汉强大无比的军事实力，但跟李广、霍去病、卫青等征匈名将胆识过人，能力突出是分不开的，若不是他们在对匈战场上有着完美的表现，西汉断然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战果。
总得说，对于西汉而言，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统兵将领能力突出与否是至关重要的，若是统兵将领能力突出，然后再借助着西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匈战争自然是无往而不利，但反之若是统兵将领能力低下，那对匈战争可能就会陷入失败的境地。而事实上，在武帝中期后，随着李广、霍去病、卫青等名将相继或去世，或老迈，西汉一时就开始缺少足够成熟的年轻有锐气的，能够带领汉军进行长途奔袭，对远在沙漠以北的匈奴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优秀将领。
而我们要知道，武帝征伐匈奴并非是穷兵黩武的，正如他对大将军卫青所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武帝只是想利用战争来打服匈奴，让他们以后不敢再踏入中原半步。因此，对于武帝而言，战争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胜利，只有胜利，才能遏制住匈奴进犯中原的野心。可在当时，随着汉朝名将凋零，又暂时后继无人，如若再贸然发动战争，难免会遭到重创。由此武帝只能是转变以往的观念，采取剿抚并用的对匈政策。
基于以上事实，汉朝在无力再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役，且缺少能力突出的统兵将领的前提下，武帝只能是采取征伐与招抚并用的政策，打一批，拉一批，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坚决要继续与汉朝为敌的，则派兵围剿，而对于那些有想臣服大汉的，甚至是已经投降过来的，则给予高官厚禄。
武帝这般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实力，那就用高官厚禄来瓦解匈奴人反抗汉朝的意志。试想，匈奴为何要经常性的袭扰汉境呢？还不是因为汉朝有吃有喝，经济富庶吗？因此，如若匈奴人能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就能得到这些，而他们需要做的就只是臣服于大汉，只要他们能臣服于大汉，他们就能衣食无忧，且若是匈奴首领，还能得到高官厚禄，试问他们会不动心吗？
可以说，武帝给出这般招抚条件，对于匈奴人来说，是极其诱人的，毕竟匈奴当时已经无法靠与汉朝的战争来获得生存物资，且曾经赖以生存的河南、河西之地又被汉朝占据，而就在这般窘迫的局势下，武帝却给予了他们另一条选择，只要投降，就能够衣食无忧，我想这只要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而事实上，武帝这般由单纯的征伐转变为征伐与招抚并用的对匈政策是颇具成效的，随着优待政策的颁布，越来越多的匈奴人加入到了投降汉朝的行列中，甚至有些匈奴人为了得到汉朝的高官厚禄，不惜是与自己昔日同族刀兵相见，如前112年，匈奴人渠复累“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就得以受封昆侯。
第三次、由征伐与招抚并用转向彻底放弃征伐，独行招抚。
当然，政治招抚虽有效，但最初武帝却并未完全放弃以征伐来逼迫匈奴臣服的这种方式，自“漠北之战”后，汉匈之间虽然再也没有发生双方动辄出兵数十万的大规模战争，但是数万规模的小型战争却依然还是时有发生。
但是，到了武帝晚年，因种种缘由，武帝最终是彻底放弃了与匈奴的战争行为。首先，自汉朝霍去病、卫青等名将相继去世后，汉军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就陷入了连连失利的境地，前105年，赵破奴军2万余人被匈奴歼灭；前99年，李广利军三万余被匈奴伏击，十去九八。同时，此时的汉朝不仅面临着前线接连失利的结果，其军队内部更是遭遇重创，曾被视为能接任逝去的卫青、霍去病的李陵、李广利是相继投降匈奴，而随着他们的投降，汉军不但是军心动荡，更是将星凋零。
而后，又因与匈奴陷入数十年的争战，汉朝的经济也是开始趋于崩溃，此时，汉朝是面临着“县官大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的窘迫局面。如此，在经济匮乏与军事失利的双重压迫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及稳定汉朝对于天下的统治，武帝迫不得已只能是完全放弃征伐，独行招抚。
前89年，桑弘羊等人上书武帝，建议在轮台戍兵以防备匈奴的入侵，但是曾经一向崇尚武力的武帝，此时却是一反常态，不但驳回桑弘羊于轮台戍兵的建议，还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道诏书就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轮台罪己诏”）。随着“轮台罪己诏”的颁布，武帝正式结束了对匈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同年，武帝正式开启了“对外奉行和平，对内休养生息”的全新国策，由此，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开始转变为“招抚为主，谈判为辅”。
当然，无论武帝对匈奴的政策如何的改变，其对匈奴所实行的武力征伐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在武帝数十年的征讨下，匈奴国势日衰，再不复往日的辉煌，曾经逼的汉朝签订“城下之盟”，用“和亲”才能换取和平的匈奴，在此时已经沦落到因惧怕西汉攻打，只能是在给武帝的信中，写下：“汉天子我丈人行也”这般讨好话语的“丧家之犬”般的存在。
可以说，在武帝一朝，西汉算是彻底的将匈奴这曾经的北方霸主给打服了。因此，无论后面武帝如何的转变对匈奴的政策，匈奴被打残了的这点已是成为既定事实。自武帝后，西汉再也不惧怕匈奴的威胁，反而是能时时刻刻的威胁着匈奴，这时匈奴再意欲和亲，西汉的答复不再是“可”，而是可以高傲的答复道：“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要和亲可以，拿你们的太子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