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有两位大学生打赌，他们寄出了一封不写收信地址，只写“居里夫人收”的信，看它能否寄到居里夫人手里。结果，这封信真的寄到了居里夫人手里。
试想，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信还可能寄到吗？
可见，人们对名人的追随有时比对权威的盲信更加缺乏理性。因为权威毕竟是在某个领域里达到较高造诣的人，而人们对名人的遵从往往和他的专业能力并无关系，而仅仅是因为把名人神化了。
法国文学家歌德失恋后，写出了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一时。小说是一部悲剧，其主人公维特最终因失恋自杀，写得非常逼真感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不久，社会上青年人自杀的比率骤然升高。这都是受到小说中主人公的感染。在心情悲观的时候模仿主人公而导致的。
当然，只有像“维特”这样的“名人”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模仿效应，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自杀了，肯定无法引起这种大面积的模仿，以至于当局不得不一度将此书列为禁书。
上面这两个例子中对名人的追随和模仿都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并且人们对名人的追捧是古已有之。
在有很多时候，人们还会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服务。比如明朝年间，江西吉州地方有个名叫欧阳伯乐的秀才到省城赴考时，在行李担上插了一面旗，上写：“庐陵魁选欧阳伯乐”，以标榜自己是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代。众考生见此便赋诗一首加以嘲讽：“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你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羞）。”
据说，自南唐后主李煜欣赏女人的小脚，以至于此后世代兴起缠足风，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李后主宠爱的名妃为了有一双可爱的小脚，用绫子缠足，结果这种风气蔓延到全国，乃至对后世的无数中国女性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纵然如此，借名人光的现象在今天也绝不少见。我们可以放眼看一看，一些企事业单位以及商场、酒店、学校、娱乐场所，大都愿意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名人雅士题写名称；很多书籍也喜欢请名人题签；有的药品、保健品的宣传资料上，常常见到政界高级知名官员的题词以及接见董事长、总裁的照片。
这些原因不外乎是名人更容易被人们买账，而产生的名人效应。还有许多人初次见面，总爱向对方夸耀自己认识某某大人物，一提到那些官居要职的人，即便攀不上亲戚之类，也一定要说成是自己的熟人，或“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其实，这些人都是想“狐假虎威”，借名人之名为自己捞取好处。
在古文《韩非子》中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王袍，因而全国的老百姓都穿紫衣，弄得紫布紫绢大涨价。齐桓公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你若要阻止这种风气，只能自己不穿，再跟别人说你讨厌紫色。”齐桓公这样做，果然没多久老百姓都不穿紫衣服了。
为什么齐桓公的喜好会领导全国的风潮呢？难道是他很精通穿衣之道吗？并不是因为齐桓公更精通服装的设计，而是因为齐桓公是名人，而且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名人。所以，人们不仅对权威十分盲从，对名人更容易有超乎寻常的崇拜和信任。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是一群“特殊”的人类，他们是社会的宠儿，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利。这就是名人效应。
其实作为名人，如果只因为自己有点名声，就以为自己是拥有特权者，是高于公众的人物，简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样的狂妄自大，往往只能为人所不齿。
如某著名影星，走路都要别人让道，只因为他是明星；或者有的名人以为自己拥有特权，人家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感觉特别不可思议。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则表现出谦逊的、平民化的风范。希拉里和朋友在一家酒吧喝酒，到打烊的时候，兴致正浓，但是酒吧服务人员不管你是谁，到点了都得走人。作为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而是顺从地接受了。
就实际上而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从本质上看都是普通人。每一个人的成就，都不可能纯粹是自己所成就的，在其背后往往都凝结着许多其他人的劳动，只不过名声碰巧属于他而已。而且名声也不一定是永久的。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的人，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迟早要栽跟头的。因此，作为名人，不要被一时的“名人效应”冲昏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