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被死亡狠狠敲打过,这是我的幸运。因此,我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死亡,这是我的不幸。
今天,我之所以想写写关于死亡的话题,是因为一个作家米奇·阿尔博姆。
阿尔博姆对死亡有着持续的热情,他用清澈、轻盈的文字,一次又一次碰触这个浊且重的主题。我两次阅读他的三部作品《相约星期二》、《一日重生》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中间跨度十余年。
这十余年,我曾经自我破碎,然后又重建自我。
我用自己重生的眼睛,去过滤他写下的死亡故事。滤网中留下的,就是这些文字。
爱和责任可以净化不堪的人生
那时,我十一、二岁,是一个退缩、自闭的农村女孩。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我给她打下手,负责烧锅。我把棉花柴、玉米杆、枯树枝、半干的烂菜叶、肮脏的破布——我的右手所能抓到的东西——塞进灶间,左手拉动风箱。我盯着跃动着的黄色火苗,它们欢快地舔着黑黑的锅底。
这时,我想到了死亡。
燃烧之火把一切垃圾和肮脏的东西都化为灰烬,这种彻底的清除让我着迷。死亡就像清除之火。再扭曲的身躯、再污浊的人生,再痛苦的遭遇……被死亡这把火一烧,都会变成灰。灰是这个世界上最洁净的东西。
少年时代的我,认为死亡是一种净化。
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鸡仔查尔斯·贝奈特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在《一日重生》中,这是鸡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鸡仔要自杀。因为他的人生,就像我塞进灶间的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他不可救药地酗酒,工作即将不保,妻子离他而去,唯一的最疼爱的女儿连结婚都不通知他……他想通过死,把这一切都清除干净。
午夜时分,他喝得烂醉如泥,冒着小雨,开车上高速公路。他想回到老家,准备在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错过了出口,索性逆向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猛烈相撞。他的车飞出护栏,他飞出车子……
他见到了死去十余年的母亲。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边缘,他与母亲共度了一天,这一天改变了一切。
在边缘世界,处于弥留之际的人,会想起一些人,那些曾在人世给予他们温暖与美好的人。鸡仔陪同母亲去见的,就是那些在临死前想起他母亲的人。有母亲生前在美发店的客户,有他们家的女佣,还有一些男人——她的美丽曾经照亮过他们的人生瞬间。
鸡仔怨恨过母亲。怨她与父亲离婚,怨她在父亲想回归时不把他留下来,怨她在大学报到时让自己难堪,甚至怨她的美丽……在“要么做妈妈的好宝贝和要么做爸爸的乖儿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为了父亲的愿望——成为一个职业棒球运动员,他从大学辍学,去参加棒球比赛,且很快结束了昙花一现般的职业运动员生涯。最后,还是为了父亲愿望,他撒谎并从母亲的生日派对中逃走,去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棒球表演赛,母亲却在当天意外去世。
在与母亲共度的一天中,鸡仔知道了一切:作为一个“离婚的女人”,母亲因流言被医院辞退,失去热爱的护士工作,最后在美发店找了一份工作。为了提供他与妹妹两人上大学的费用,母亲与女佣一起,去给别人打扫房间。而那个消失了很多年,又在他大学比赛期间突然出现的父亲,一直在外面有另一个家,另一个妻子和另一个儿子。
知道这一切,鸡仔为自己试图轻生感到羞愧。论不堪,母亲的人生比他的人生不堪好多倍。但母亲很尊严地面对人生挑战,在孩子面前没说前夫一句坏话,不要他的一分钱,辛勤工作供养两个孩子……而自己,却懦弱地逃进酒精里,让家人嫌弃。
鸡仔变了。他和女儿改善了关系,与前妻恢复了联系,在公园和体育场管理办公室做兼职。他常常组织孩子们进行棒球比赛,定出严格的规定:每个孩子都有参与的机会。在他去世前,他告诉周围的人:“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
十几年后再读这个故事,有些段落让我哭出声来。我对鸡仔的母亲产生深深的敬意。我意识到,真正能净化不堪的人生的,不是死亡,而是爱和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故事是孤立的。它们有时在拐角相遇,有时它们一个压着一个,重重叠叠,就像河底的卵石”。
一个人在《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中写下的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部作品通过一个死亡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真相: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
爱迪是一个矮墩墩的白发老人,瘸着一条腿,每天在红宝石码头游乐场内巡视,以确保游乐设施的安全。在他83岁生日这一天,一个游乐设施发生意外,电缆断裂,游乐车飞驰而下。游乐车金属底座上有一个小女孩,在那一瞬间,爱迪扑了过去……
爱迪的人生很不如意。因为在战争中伤了一条腿,他没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只能一辈子在游乐场当一个维修工。
爱迪进入了天堂,遇到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有的他认识,有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但他与这五个人的人生却奇妙地联结在一起。少了哪一个,也许他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模样。
联结后的世界是这样的: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差点撞到蓝皮人驾驶的车上,蓝皮人为了躲避他,突发心脏病而死。那次死亡带走了蓝皮人,却留下了他。让他放弃所有人生梦想、一再诅咒的断腿,竟然是上尉用枪打断的。上尉打断他的腿,是为了救他的命。那个他根本不认识的老妇人,却是他工作了一辈子,也痛恨了一辈子的游乐场存在的缘由——那个游乐场是她富豪丈夫一时心血来潮送给她的礼物。而妻子是他人生中惟一的阳光,却早早离他而去。而那个被爱迪意外烧死的菲律宾小女孩,却让他的一生都有了意义。以心理学视角来看,那简直是一个认知调整的卓越案例:当知道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让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失去生命,爱迪哭得死去活来。
他说:“我很难过,因为我一辈子什么也没做。我什么也不是。我一事无成。我迷失了方向,我觉得我不该在那里。”
“该在那里”,她说道。
“哪里?红宝石码头?”
她点点头。
“修理游乐车?我应该那样生活吗?”他长长舒了口气。“为什么?”
“孩子们”,她说道。“你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你为我做好事。”
这句话,让爱迪简单而平凡的人生,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爱迪的故事,让我深深明白一件事情:万物皆为一物。我们每个人都是河底的卵石。你以为和别人毫无联系,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流经你的生命之水也必将流经我。在宇宙的河流里,我们都是一体的。
学会了怎么死,也就学会了怎么活
很多时候,死比生能教给我们更多东西。为阿尔博姆带来永久声誉的《相约星期二》,就是一部死亡教科书,当然,也是一部生命教科书。
那个被萎缩性侧索硬化囚禁在自己身体里的老教授莫里,把自己的死亡变成了一本教科书。十余年前读它的时候,我刚刚移植到这个城市。在那段坚硬的岁月里,我贫困潦倒,苦苦寻找可以存活的土壤和空间,没时间去思考人生意义这类宏大而深刻的问题。
当我经历了自己的人生苦难,当我重新排列了人生重要事件的优先级之后,我发现我真正读懂了莫里,读懂了阿尔博姆。所谓读懂,是你真正想明白了几个重要的人生问题。
人生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金钱?名誉?权力?我有一个标准,凡是在生命最后时刻不能给你带来慰藉和温暖的东西,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在你的日程安排中都应该往后排。在莫里生命的最后阶段,环绕着他的是家人、朋友、学生,以及他们的帮助和爱。特别是家庭,它提供了莫里所说的“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莫里说。
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之后,那么怎么活?“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莫里的建议是,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就像他说的那样,莫里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在他的“小文化”中,他建立了一种人类互动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
十年前,这个观点就深深地影响着我。现在,我也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读书会,开展家庭教育成长沙龙,为心理咨询师搭建成长平台,为贫困的人提供公益心理咨询,写心理科普文章……“投入到人类的大家庭里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里去,建立一个由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组成的小社会”,莫里说。
你有没有害怕变老和死亡?学生问老师。
“我乐于接受老”,老师说,“衰老并不就是衰败。它是成熟。接近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它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你会因此而活得更好。”
莫里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我记起一个故事: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贵族学校叫伊顿公学。有学生家长问其中一任校长,“学校培养我儿子,将来是从政呢还是经商呢?”校长说:“都不是”。家长追问,“那您能用一个词来说明要培养他干什么呢?”校长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理解死亡”。
后来,另一位校长这样来解释这个词,如果我们的学生一毕业就死了,根本没有什么未来,那么这几年,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育呢?当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我们才能给他最好的教育。
我还想起了存在主义大师欧文·亚隆的的一然话:“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虚度的感觉紧密相关”,他说,“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强烈;你越不能充分体验生活,也就越害怕死亡。”
我也问过自己,你怕老吗?不怕!你怕死吗?不怕!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怎么活。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用爱和责任应对自己的人生挑战,我和更多的人建立情感联结,我建立自己的文化……
“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做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莫里说,“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吗?”
你看,小鸟,就停在你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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