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从游牧政权转向封建政权建立辽朝后，辽景宗开始将处理国内事务，追求社会的安宁，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而将与宋朝的关系列于次要的地位，避免边界冲突，争取和平相处。
北宋初年，宋辽局势
戍守南境的边官，深知辽景宗的心意，付诸实践。史载：“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埌敬畏，属部乂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拜左金吾上将军。”
又称：“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词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范阳即涿州，隶南京(幽州，即今北京)，雄州为北宋边镇，屯有重兵。合住主动到雄州城下，向宋朝将领陈说两国和战的利害，维护了辽宋的和平。
由于辽景宗主动向宋朝示好，表达了和平相处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
宋辽边界州县
辽保宁六年(974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遣使请和”，辽朝“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宋朝人的记载则与此相反，北宋人孙逢吉在《职官分纪》一书中称，开宝七年(即保宁六年)“契丹深州刺史耶律琮贻书知雄州孙全兴，请讲好”。
疑此说系为宋朝讳也，宋太祖自知辽朝强大，无法用武力收复燕云，故别置封桩库，俟库满三五十万，用以赎回燕蓟之地。主动向辽朝提出和好，自在情理之中。如果辽朝真的主动向宋朝提出和约，足以证明辽景宗休息养民的治国理念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辽景宗维护辽宋和平的愿望，却被宋太宗的北伐给打破了。
宋太宗即位时，今山西有刘氏北汉，其君主为刘继元。北汉势孤力单，故常以辽朝为后援。宋太宗认为，只有先灭亡北汉，才能孤立辽朝，削其右臂，有利于伐辽。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刘继元投降，宋军毁坏了太原城，北汉灭亡。宋太宗决定乘胜攻打辽南京，收复燕蓟之地。
宋灭北汉之战
当时，宋朝的将士皆疲惫不堪，“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崔翰力主伐辽，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宋太宗深以为然，即令枢密使曹彬调集各路兵马，决意北伐。由于将士无意北伐，出现了“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宋太宗大怒，“欲置于法”，由于赵延溥的极力劝阻，宋太宗气消，未能动法。
这时的辽景宗对宋太宗北伐失去了警惕，他大概误认为，既然有保宁六年签订的和约在先，宋朝必当遵守和议，不能轻举妄动。因此，辽景宗依然在南京很远的地方狩猎，南京城内毫无防御准备，江休《复杂志》称，只有守城弱兵5000人，“皆脆兵弱卒”。
宋朝人称宋太宗此次北伐攻燕，是“乘其无备”，确属实际情况。宋朝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又加上北汉投降的30000士兵，总计其兵力达十余万人。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相差十分悬殊。因此，宋军的北上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易州、涿州的守将先后向宋军投降。
宋太宗高兴之余，还作了一首《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之。所谓“陷蕃民”，即辽南京幽州城中的汉族百姓。
宋军很快到达幽州城下，定国节度使宋偓之兵驻城南，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之兵驻城北，彰信节度使刘遇之兵驻城东，定武节度使孟玄喆之兵驻城西，将幽州城团团围住。宋太宗则驻跸在幽州城南的宝光寺，后来又移驻幽州城北和城西北督诸将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