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特点，我们主要从编撰者、编撰内容、编撰形式和选字种类及数量进行分析。
就编撰者的身份而言，很多政治家、学者都是教材的编写者。如李斯、赵高、胡毋敬、史游、李长、周兴嗣等都是当时朝廷的重臣，司马相如、朱熹、王应麟、王筠、蒲松龄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他们亲自编写蒙学教材保证了教材的质量和权威性，也为当时政府提倡的规范字体起到了推广和示范的作用。
就识字教材所涉及内容而言，中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堪称“百科全书”。编撰者把识字和人文知识、自然知识、日常生活常识、伦理道德思想等统一在一起。例如，《急就篇》包括姓名官职、衣食住行、飞禽走兽等等，学了它，就能够“泛施日用”。《三字经》仅1000多字，却包罗了天文地理、封建伦常等大量的文化常识，被人誉为“古今奇书”、“袖里通鉴纲目”, “言简意长，词明理析，演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插图]其他小学识字教材如《蒙求》《龙文鞭影》集中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嘉言懿行等。
就教材编撰形式而言，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一是重汉语之“韵”，二是重儿童之“趣”。就“韵”而言，蒙学教材是“以类相聚，连篇成韵”。即：把文字按类编排（或按内容，或按形体），句式很短，常为三言、四言或五言、七言不等，如《史籀篇》《仓颉篇》《训纂篇》都是四言、《凡将篇》多为七言，《急就篇》为三言、四言和七言相杂，《三字经》为三言，《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四言。就儿童之“趣”而言，很多蒙学识字编写采用故事、图画、诗歌、歌诀、成语典故等形式，有助于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例如，《对相识字》《养蒙图说》都给文字配备了图画，增强直观认知效果；《蒙求》《龙文鞭影》几乎一句一典故。
就识字教材的字种字量而言，《急就篇》共34章，其中尽量避免了重复字，总字数2144字，经笔者统计，确切字种为1695个；“三、百、千”2594字，不计重复共收字1462字；《开蒙要训》1400多字，没有重复字；李翰《蒙求》2384字，《幼学琼林》17809字，《龙文鞭影》4248字，这三本书除去重复的字，字种也均在2000左右，《文字蒙求》收2058字（按：包括2044个《说文》中字，14个补缺字），没有重复字，《字学举隅》1842字，无重复字。可见，古代蒙学书的字种字量基本是在2000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