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小姐”诈骗术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底层互害”的例证。从加害一方看，据记者查证，他们大多是地处河北邯郸和邢台的贫穷村民，尤以邯郸市邱县古城营乡一带的农民居多;从受害方看，他们大多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为了解决性饥渴，他们最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印有充满诱惑力的美女图像及“包小姐”的字样极易让他们将此当作招嫖广告，且服务一次100元的低价承诺，也恰好契合他们的经济收入。
正因如此，看完节目，大多数观众对骗子充满了无比的愤怒。同是底层人，——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作案者大多是夫妻或者亲戚，丈夫在外到处张贴花6分钱成本印刷的小广告，妻子躲在家里接听电话和操纵银行卡，为什么要专找同是弱者的外来打工者下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告诉记者，“包小姐”的被害人往往都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外来一族或者生活不是特别有保障的这些人。)难道正应了鲁迅那句话，“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对这些骗子，我们必须摈弃廉价的同情，不能以“为生活所迫”的借口为他们开脱。而是应该剥去他们的身份外衣，将他们还原为一群骗子进行法律考量。
细分他们的骗术伎俩，大致有这么三种：一是广告诈骗;二是街头诈骗;三是电信诈骗，其“高明”之处就是融合三种骗术于一体，因而成功率极高。
按理说，警方应该对被抓获的骗子予以法律处罚，但从北京、浙江湖州等地警方的处理结果看，处理明显偏轻。如北京，警方只按照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他们进行警告或罚款，这显然是罚不当责。在繁华街道乱张贴“包小姐”小广告，固然有碍市容市貌，对张贴者按照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处以警告或者罚款是必须的，但应该看到，张贴者本身就是骗局的制造者，与躲在家里的妻子或者亲戚属于同一个诈骗团伙。因此说，将其乱张贴“包小姐”的行为定性为有碍市容市貌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将其与隐在幕后的团伙一并按诈骗罪定性和量刑。
从其实施“包小姐”骗术的恶劣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分析，指控他们犯了诈骗罪一点不冤。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建议警方按此规定对骗子从严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