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Question

不要一个个的人物形象分析，而是三国中主要人物形象可以按照性格划分为几类（最起码有曹操、刘备、诸葛亮、司马懿、孙权、鲁肃、魏延、马谡、姜维、关羽、张飞等等），只要是被较多笔墨描写的都要概括进来！！！！！急急急！！！！！

Answer 1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7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没有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此外,“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调,“不是伪”。

　　结论是:综观中国小说史,在众多的国君形象,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Answer 2

忠贞神勇 义薄云天 刚愎自用 因小失大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忠义智勇兼备的人物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在三国中战将如云，而独有关羽被称为“绝伦逸群”①，与曹操、诸葛亮并列为“三绝”②的原因。也是他被历代仁人志士奉为修身、厉志、敬业的人生楷模所在。

一、 忠贞神勇、义薄云天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关羽富有特殊的气质和精神。是作者热烈颂扬的英雄人物，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从他的外表到内心，无不闪烁着与众不同的英雄气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就《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说过：“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宽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③。鲁迅先生看到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的东西。

关羽这一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义”，既不同于儒家的“仁义”，也不同于庸俗的“义气”，而是一种具有崇高、正义、神勇、刚直意义的“义气”——正义之气。具体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豪气冲天、一身正气

关羽一出场便显出英姿勃勃、豪气冲天之威。“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他之所以逃难江湖，是因为仗义为民除害，杀了倚势欺人的豪霸。这正是一个忠义神勇的大将军的形貌。在有关关羽的情节中，凡有可能，都要描写他的威武形貌，把他身著绿袍、坐下赤兔马、手持青龙刀，作为一个整体多次描绘，并塑造出一个富有我们民族审美特征的英雄形象。

关羽与刘、张结义起事时就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当时，群雄并起，天下纷争。“上报国家”的具体内容就是匡扶汉室。他对于有心篡汉的“贼臣”义愤填膺，表现了对邪恶行为的不可容忍。“许田围猎”中关羽的表现便是生动的证明。第二十回写曹操“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在射猎时——

转过土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 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声。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函出，要斩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史如此，便不敢动。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场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马向天子称贺，竟不献还宝雕弓，就自悬带。围场已罢，宴于许田；宴毕，驾回许都。众人各自歇。云长问玄德曰：“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待；吾弟若逞一时之一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云长曰：“今日不杀贼，后必为祸。”

在关羽看来，曹操如此“欺君罔上”，就应诛杀。为国除害，毫无妥协可言，这种对邪恶势力的仇恨与斗争，就是正气的表现。

2、 忠贞不二、贫贱不移、富贵不淫

关羽被历代视为“重言诺、讲信义”的典范，“一言九鼎”的化身。主要在于他对刘备的忠贞不二，处世处事知恩图报，可谓义薄云天。这点在“下邳被围”和“千里寻兄”中得到了极大的渲染和深刻的表现。

关羽虽是武将，但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仍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状态。关羽在下邳城外被曹军围困，曹操派张辽前来说降，而关羽则慨然表示：“吾今虽处绝境，视死如归！”最后，张辽以“兄今即死，其罪有之。”说服关羽，而关羽则以三事为约：

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

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

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

这三事，首言归汉，次言保嫂，末言寻兄，既有原则，又有策略；把降汉不降曹列为首事，正表明关羽即使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依然坚持正义，毫无妥协。而当时，为了保护二位嫂夫人，为了等待刘备的消息，他必须留下来，因此降汉不降曹之说是当时唯一可以采取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暂归曹操之后，关羽无一日不思寻兄，确确实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尽管曹操爱他英勇，百般殷勤，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赠锦赐马，令其面帝封寿亭侯。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关羽的意志。曹操之所以一心要收服关羽，除了欲得一将之外，也包涵了对关羽的爱慕与折服。毛宗岗说：“曹操一生奸伪，如鬼如蜮，忽然遇着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云，明若白日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觉吾形秽之愧，遂不觉爱之敬之，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第二十六回评）。这种解释未必完全正确，而作为一种分析，也还是确认了关羽之言行的确有一种精神的威力，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

虽然关羽也感谢曹操的恩德，但他不会背弃刘备。他说：“新恩（指曹操对他的礼遇 ）虽厚；旧义（与刘备的恩义）难忘。”而且关羽恩怨分明、知恩图报，表示要“立功以报曹公，然后去。”于是发生了斩颜良，诛文丑的情节，而后华容道一节也可说是关羽“义”的延续。关羽的千里寻兄，是他忠贞不二的具体体现。面对张辽的游说，曹操的利诱，关羽明白而坚定的地表示：“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肯背之。”张辽说：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关羽斩铁截铁地回答：“愿从于天下！”按封建道德标准来说，关羽如此忠于刘备，当然是非常崇高的，而这种情意在曹操与张辽面前不加丝毫的掩饰更表现出非凡的坦荡，令人肃然起敬。他明知从许昌出发保护二位嫂嫂，投奔刘备，一路上要经历很多艰难，但为了寻兄，一切置之度外，毅然前往。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关羽的气度、精神，使这一位将军与其他武将有了极大的不同，显示出“绝伦逸群”的独特性。

关公看书毕，大哭曰：“某非不欲寻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图富贵而背旧盟乎？”

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旧盟，宜速往见。”关公曰：“人生天地间，无始终者，

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吾今作书，烦公先达知兄长，容某辞却曹、

操，奉二嫂来相见。”震曰：“倘曹操不允，为之奈何？”公曰：“吾宁死，岂肯久留于

此！”震曰：“公速作回书，免致刘使君悬望。”关公写答云：

窃闻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羽自幼读书，粗知礼义，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尝

不三叹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内无积粟，外无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断

首捐躯，致负所托；故乐暂且羁身，冀图后会。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当面辞曹公，

奉二嫂归。羽但怀异心，神人共戮。披肝沥胆，笔楮难穷。瞻拜有期，伏惟照鉴……

关羽暂归曹操时，有三事之约，离开曹操，有数次辞别，不得见，又修书辞别。的确“来得明白，去得明白。”光明磊落。真可谓忠贞不二，义重如山。

3、 神勇无敌，尽显英雄本色

非凡超群的武艺是构成关羽这一英雄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对关羽的武功也备加推崇，虽不能说是天下第一，但绝对是超一流的，关羽的神勇主要表现在神速迅猛和智勇兼备两方面。小说突出描写关羽的神勇，围绕着塑造关羽的形象，构成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诸如温酒斩华雄，于千军万马中取颜良文丑之首，闯关斩将，单刀赴会，罾口川淹七军。从多侧面多角度刻画关羽的武艺高强，善于谋略，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威武英俊的豪杰。

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

飞身上马。众诸候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场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

。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

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

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

关羽的武艺与连斩四将、令诸候胆寒的华雄根本不是势均力敌，而是远胜于华雄。白马坡前的斩颜良之战，更是惊人。简直是一刹那间的电闪雷鸣——颜良这位被袁绍称为是足以拒华雄的上将，就这样命送黄泉。关羽的“神速”，不是空穴来风，是他高超武艺的自然流露。当然作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绝非只有匹夫之勇，关羽的谋略在“千里走单骑，单刀赴宴，水淹七军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且看单刀赴宴一段：

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

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

！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

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

伤故旧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

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

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

情节是简单的，而气氛是紧张而惊险的。在这里关羽大无畏的精神威严的气势、巧妙的安排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罾口川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更是将关羽的大智大勇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关羽名震华夏，孙曹胆寒，在此不作赘述。

战场上的神勇与战场外的英雄气概、超人的顽强意志，相得益彰，使得关羽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尽显英雄本色。刮骨疗伤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将这一形象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力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

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佗刮

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

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二、 刚愎自用，因小失大

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英雄，关羽亦非完美无缺。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提高，他的缺点逐渐显露出来。作品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他自高自大，刚愎自用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正因为他的骁勇善战、智勇双全、义薄云天，使之威震华夏。也因此而使他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他因小失大，给蜀汉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内居功自傲，争强好胜，不善于与周围人处好关系。对外缺少长远战略眼光，优柔寡断，甚至粗暴无礼。释敌酋，失盟友，丢了身家性命，害了一兄一弟，败了蜀汉帝业。可见他虽忠勇无双，但却无深谋远略，只能是以其忠义勇传世，而不能具有政治家、战略家之远见卓识。

先看其对内争强好胜、不睦人情这一点。第三十五回中关羽听说刘备收了马超，并知道马超武艺高强，于是就要从荆州入川来与马超比试高下，幸诸葛亮致书说服才免此举。此事并非虚构，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亦有记载：

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比类 。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指汉高祖的大将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④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同样，当刘备做了汉中王，封 张、赵、马、黄并列为“五虎大将”时关羽不服气。（七十四回）诸葛亮的信中和费诗的话中均肯定了关羽高于其他几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关羽的高傲心理，才使他取消自己不合理的要求这一点。这一点与其兄刘备较之逊之千里。（当初，刘备面对追兵，虽身陷险境，却不忍丢弃百姓，携民渡江，至今被传为佳话，同样为了笼络大将赵云的心，他甚至不顾亲身儿子阿斗的安危，这种胸襟、气度、深谋远虑的确是世间少有。）

再看华容道一节。

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

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

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

知瘐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

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

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

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多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

于地。云长回身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

，并皆放去。

在这里，“义”已经束缚了关羽的正常思考与行动。报恩的思想、旧日情义，使关羽模糊了最起码的敌我界线。华容道义释曹操，把困窘的敌酋放走，固然使得关羽的“义”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连不太推崇《三国演义》的王国维，也承认“叙关壮缪（即关羽，追谥壮缪侯）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⑤（《文言小言》）……。但是，此处也暴露关羽的致命弱点，他因旧情而忘却了孙、刘两家所付出的千军万马的 代价，在大是大非面前，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着实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他自知华容道事关吴蜀大局，来前与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且他与曹操的对话亦曰：“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但在公私之间，他犹豫不决，似乎斩杀了曹操，则会使自个儿的“义”受到蒙蔽，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弃吴蜀大业于不顾。放了曹操等人，又不便向军师交待，其实如此重大之策，军师早有定夺，且反复交代，惟恐关羽见恩而“义”。此时的关羽，已不再是许田围猎之时的他了，他已过多地顾虑到个人的声誉得失，而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置于己后，可以说，他已被英雄主义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了大将之风。

再看失荆州一段，关羽气盛高傲，不讲策略，背弃了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制订的联孙抗曹的大政方针，擅自专行，拒绝东吴使者的友好，破坏了联合战线。东吴向关羽“求亲”，遭到他粗暴无礼的拒绝（“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使得自己陷于被动局面，也促使孙权下定决心要取荆州。再者，随军司马王甫 曾让关羽多多提防东吴取荆州，而关羽由于高傲，压根儿看不起东吴，根本不把王甫的话放在心上，仅多设烽火台而已，导致失荆州走麦城。由此可见，关羽虽有大将之能而无王相之才。

而荆州之失也可看作是蜀汉事业的转折点。且不说荆州之丰裕富足，先看它作为军事要塞的一面。荆州是屏障，抵御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蜀汉人民的安宁；同时，它也是入口，只有从这打开缺口，才可以进一步入侵内地。失去荆州，在战略位置上，蜀国已陷于被动。再看，荆州之失，关羽之死，使得张飞、刘备悲痛欲绝，为了报仇，丧失了理智，忘记了联孙抗曹之基本路线，先后辞世。蜀汉王国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虽有诸葛亮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便最终未能避免亡国的悲剧。可以说，关羽的刚愎自用，高傲自大，不仅仅是害自己丢了性命，他还是杀害刘备、张飞这一兄一弟的间接凶手，也对蜀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可以说，关羽对蜀汉王国的衰败，难辞其咎，害己害人害国，其悲剧命运可叹、可悲。《三国演义》这部巨著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关羽不断成长、成熟直至走向毁灭的全过程。

三、 总论关羽形象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作为封建时代的英雄，关羽的性格是十分复杂而鲜明突出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关羽这一文学形象，不能用简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两个侧面来看待关羽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他先前是一位义薄云天的豪杰，英勇善战的英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发展，关羽由一个普通的马弓手已经成长为勇冠三军，功高卓著的“五虎上将”之首。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迅速地膨胀，变得刚愎自用。

他违背诸葛亮制定的立国之本——“北拒曹操，南和孙权”的外交路线，擅自专行，拒绝东吴使者的友好，破坏了联合战线。他蔑视陆逊，认为孙权见识短浅，用孺子为将，终于上了陆逊的当，失荆州走麦城；关羽性格的发展，正是他个人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也给蜀汉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失。但是作者如此刻化，不但不影响关羽英雄形象的壮美，反而更加真实可信，使广大读者确认——关羽是人而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