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历史中，胡雪岩可谓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他亦官亦商，在洋务运动的大潮中，靠着官府的背景，一度赚得盆满钵满，被称为“红顶商人”；但人生常常不随人愿，古人云：福兮祸所依 祸兮福所伏；胡雪岩风光一时，最终倾尽心血创下的基业，成为过往云烟。
唯一留下的，只有他创立的胡庆余堂国药号，如今依旧屹立在杭州街上。
胡雪岩道光三年（1823年）生于安徽绩溪；虽然后来胡雪岩富甲一方，但年幼时的家境并不好，胡雪岩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读书人，家有几亩薄地，勉强够吃。
但胡雪岩人穷志不短，且从小就表现出诚信的品德。
一天，胡雪岩在放牛的路上，意外捡到一个包袱，打开后发现都是银子；但胡雪岩虽然穷，并没有将其占为己有，而是捡起包袱坐在路边等失主，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最终将这个包袱归还给失主，而这个失主就是当时杭州的一位大富翁。
胡雪岩的这个举动也“招来”了幸运之神；不久，这位富商又一次来到绩溪，为表达感激之情，在征得胡雪岩本人以及家人的同意后，带胡雪岩来到杭州，跟着他学做生意，这也为日后成为“红顶商人”打下了基础。
胡雪岩在这位富商的底层开始做起，他勤劳肯吃苦，且头脑灵光，三年出师后，正式成为钱庄的伙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幸运之神再次来到胡雪岩的身上，他又遇到了一个大贵人。
王有龄是福建人，花钱捐了个浙江“盐大使”，但因不满意这个官，便计划北上继续“注资”，希望能谋一个更满意差事；但因资金短缺，连北上的路费都凑不齐，坐在杭州的一家茶馆叹息。
这一幕碰巧让胡雪岩撞见了；此时的胡雪岩也是一个“阅人无数”的人，问清情况后，胡雪岩认为此人定能成大器，便当场拿出数百两银子给王有龄，让其快马加鞭进京。
果然，王有龄进京后托关系谋到一份浙江巡抚门下的粮台总办，开始逐步发迹；且王有龄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他也见识到胡雪岩在商业方面的天分，于是资助其开了一家钱庄，即阜康钱庄；胡雪岩也自此正式开始发迹。
随着王有龄不断地升迁，胡雪岩也跟着沾光；在胡雪岩的潜心经营下，生意越做越大，杭州的多个行业都有胡雪岩的买卖。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胡雪岩再次看到机会，与军队高层合作，大量暂时不用的军费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雪岩利用这些资金扩大生意，从中大赚了一笔。
胡雪岩总结出徽商数百年来的经验，通过“风投”，找到了王有龄这个靠山，使得他在商场如鱼得水，投入产出比奇高。
除王有龄外，胡雪岩的另一个靠山是左宗棠。
1861年，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过，但太平天国兵临杭州城下，情况十分危急，兼管江苏太湖军务的王有龄委托胡雪岩到上海购买军火和补给；这期间，胡雪岩结识到了左宗棠。
不久后，杭州城被太平军攻破，身为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以身殉国，其职务由左宗棠接任。
失去王有龄这个靠山的胡雪岩急忙要找到新的靠山，他得知左宗棠已被朝廷欠饷数月后，连忙抓住这次机会，大献殷勤，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硬是在短短几天内就筹集到10万石的粮食，这让左宗棠对胡雪岩刮目相看，得到信任。
不久后，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任为浙江的粮台总管，这是名副其实的肥缺，亦官亦商的胡雪岩在左宗棠这棵大树下，资产迅速膨胀。
由于胡雪岩的名声好，很多大小官员都愿意将钱财存在胡雪岩这里；而胡雪岩则以这些为资本，在各地设立了商号。
胡雪岩不仅是一个商人，同时也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制造军舰，以加强海防建设；同时还协助左宗棠开发大西北地区，创建兰州织呢总局，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官办轻工企业。
胡雪岩与左宗棠相互配合，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也，与胡雪岩的帮助分不开。
1864年，沙俄和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割走新疆的大块领土；当时清廷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以李鸿章为首的阵营，认为新疆地广人稀，不值得付出大代价去收复；另一种是以左宗棠为首的阵营，极力主张收复新疆。
清廷在反复权衡之下，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命其率军西征收复新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当时清廷国库空虚，短时间内根本难以拿出足够的钱支持西征，但军情又紧急...
最终，胡雪岩揽下了这个任务。
胡雪岩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向外国银行借款1800万余两白银，同时又购买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送到左宗棠的军队中，还将胡庆余堂国药号研制的各类药品送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支援左宗棠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