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是一个人物，其次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管你怎样看他，说他都是这样。百年以来，誉之者称其“一代完人”，另有“中兴第一名臣”之别誉；毁之者称其“千古罪人”，另有“曾屠户”“卖国贼”之绰号。我用一个中性词来说明他的一生-------精彩！这样可以既不得罪毁誉派，也不讨好支持派，算是得了“中庸之道”吧。曾国藩年轻时得当时权相穆彰阿宠信，十年七迁，连升十级。文称内阁学士，太子太保；武署兵部，并先后任礼部、吏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战太平，剿捻军，开“洋务”，文韬卓著，武略赫赫。清政府说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故交赞他“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后世之民主人士又骂他是“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之洋奴，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光潜为之叹曰：功罪两千古，泾渭一人分！无独有偶。90年后，中国又出了一个与曾国藩同样的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1891--1962）先生。胡适也是头顶二个高帽：“历史罪人”和“一代宗匠”（白吉庵：《胡适传》）。近二年来，我先后写过二篇文章论胡适：《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新解》和《胡适，中国师道之楷模》，是想希望大家从做学问和做人二个方面来从新认识胡适；不要因为政治问题把他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胡适生在多灾多难，异邦日侵，和各种思想横流的时代。那个时候，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仰的是难得改弦易辙的，胡适也是这样。他站在过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风口浪尖，对“五四运动”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孕育是有功劳的。他自称是中国“白话文的布道者”有根有据并不过分。他以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力排众诽，支持李大钊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对于提高李大钊的社会名声地位，对于李大钊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是有好处的。他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人治”，呼吁“法治”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兴旺也是有好处的。“9.18”以后，他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公开发布过不少反革命言论也是事实。1955年对他的批判阵容，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史无前例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权威专家学者：哲学界有艾思奇、胡绳、任继愈、金岳霖、孙定国、张世英；思想界有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汪子嵩；史学界有范文澜、黎澍、周一良；罗尔纲、冯友兰、贺麟；文学界有何其芳、游国恩、蔡仪、王瑶、余冠英、周汝昌、刘绶松等都参与了对胡适的口诛笔伐。郭沫若老说他是某些人心中中国学术界的“孔子”。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1920年又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发生《新青年》办刊方向之争；1922年年中，胡适退出《新青年》，另创办《努力周报》，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最高层的彻底分道扬镳。此后，胡适遂堕入反革命的泥潭。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会出现“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偏颇。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过滤再回头看，才会有一个比较盖棺定论的科学的正确的评价。对胡适也是这样。55年的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一棍子打死不科学。胡适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都是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的。我们后人说文化史，说教育史，离开胡适恐怕难圆其说！这就是我们应当对胡适加以科学评价的理由。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三个这样的人物？似乎已经出现了。有谚语曰：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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