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大师》）。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在战国时期，"赋"还只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赋"与"比、兴"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是"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但有学者以为赋原来也是一种诗体，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中提出："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不论赋前身是不是一种诗体，在后来赋成为一种文体，并在汉代领一时风骚，是无可置疑的。至唐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骈文逐步失去正统地位。这对赋有一定冲击，但宋后，赋依然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主要是俳赋与文赋。
赋在先秦儒家荀子时便已是一种文体，
《荀子》一书中已有
《赋篇》，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
刘勰指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赋是《诗》与
《楚辞》演变而来，
《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静安所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人间词话》），不外如是。
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汉书·艺文志》载：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
《子虚赋》、东方朔之
《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等，无不是传世佳作。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
《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
《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
《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
《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
《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