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伪政权都是被日本当时给扶持起来的，那么我们来看看都是日本扶持的伪政权在国防上有什么不同。简单的来说伪满政权的国防更多的是在军事意义，而汪伪政权更多的是在政治意义上，这就是这两个伪政权在根本上的不同之处。
伪满洲国，是日本在占领了东北三省以后，扶持清朝末代的皇帝溥仪在吉林长春成立的一个傀儡政权，溥仪为元首，年号大同。在伪满政权的统治上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是军事殖民，是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维持的，为了控制政权和保护自己本国的军事力量，国防是日本帝国主义首要建设的重点，也就是相当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本国建设国防军事一样，建设的越完善越优秀，就能更好的保护殖民地和自己本国的军事力量，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通俗的来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想继续侵略，然后将伪满政府作为一个基地，保护好基地，就能继续侵略而不会受到其它方面的威胁，所以说伪满政权的国防主要是军事意义。
汪伪政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员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政府为名，实则是日本人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所扶持的政权，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将它称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扶持汪伪政权之前其实在日本已经暴露出了在侵华战争上的劣势，那就是人口不足，如果在侵华的道路上不能立马的解决，那么在太平洋上和美英的战争就会被拖住后腿，所以在扶持汪伪政权后，汪伪政权宣布了对美英等国进入战争状态，强行参与太平洋战争。更是树立了国家军队的招牌，用来吸引更多关内的伪军投降。所以说汪伪政权在国防上政治意义更为重要。
日本扶持的不仅仅这两个伪政权，还有以下这些：扶持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成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日军掠夺当地的财产和资源，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伪蒙政权瓦解；扶持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日军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后被并入民国临时政府；南京陷落后扶持王克敏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北平为日军掠夺资源，日本投降撤退回国后该政权瓦解；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为日本出卖华中资源，后来并入汪伪国民政府。
纵观整个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权力中心在扶持下能长久的发展，只有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才能正真的站起来，不然只能落后挨打，在这里也要为革命先烈点一个赞！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政权实行典型的军事殖民统治，需要相当的军事力量维持。为了更好地控制被占领地区，并将各伪政权牢牢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车上，日本在华建立的各大小伪政权，均将“国防”摆在建设的首要位置。
在太平洋战争战况激烈的1942年，伪满颁布了《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其中规定：
本日满共同防卫之本义，以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并集结国力于大东亚战争之完胜。遂之以期对大东亚共荣圈之必成有所裨益。
这标志着伪满已经将建立“国防国家”，放到了根本国策的地位上。可见“国防”地位之重要。
汪伪政权则向英美等国“宣战”的方式，直接“参与”太平洋战争。1943年，汪伪发出对英美的《宣战布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
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在《中日共同宣言》中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然而，汪伪“参战”的实际意义远远小于其在政治上的宣传作用。
二、两个傀儡政权在伪军建设上，都受到日本的处处限制1933年的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对伪满的人员与装备编制做出如下限制：“军队标准人数6万，作战兵种限于步兵和骑兵。”
为防止伪满军反正，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对其大加限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关东军没有为伪满军增添过一架飞机、一门重炮、一辆坦克，甚至给每名士兵仅配发30发子弹（日军为150发）。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摄于东北抗日武装与北边苏联的压力，扩大了伪满军的规模，并增设了新兵种。到了日本战败前夕，伪满军的人数一度达到12.9万之多，但以为关东军服务的后勤部队、工兵部队、运输部队为主，真正的作战部队反而不断遭到裁撤，而保留下来的少数野战部队也由于编制上的先天不足，缺乏独立进攻能力，只能在日军支援下参与次要方向的作战。
汪伪军作为日本附庸军的特质十分明显。1941年的日本《中国方面武装团体配备及指导要纲》明确规定：
中国方面（汪伪政权）的武装团体，在当前期间，以协助我（日本）占领区域的整顿治安为主，并得以作为国民政府（汪伪政府）推行政策的支柱为目的。除特别规定者外，当前考虑各地方的特点，以地方的自卫和安民作为整备和指导的着眼点。
将来随着事变处理的进展和国民政府（汪伪政府）的发展，逐步对整个占领区加以统一整顿，刷新军容，以日军为后盾，独立地负责维持治安，可能时，使其协助日军的作战。整建、指导和运用大纲等，实质上由日军加以统制。可见汪伪军队的职能也被限制在替日本“维持治安”与协助日本作战上。
此外，日本还极力控制汪伪军的编制，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汪伪军人数被控制在10万以内，华南地区仅可存留1万以内，武器装备仅以步枪、手枪、轻重机枪及迫击炮为主，几乎没有任何重型武器。虽然在战争后期，日本因战争失利不得已扩充了汪伪军队，但直至日本战败，其对汪伪军的限制始终有增无减。
伪满包括当时我国的东北三省及热河地区，沟通朝鲜与关内中国，与苏联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也是日本关东军重要的兵站基地与后勤基地。伪满“国防”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汪伪“国防”更多是为了树立伪政府“国家军队”的招牌而存在的，其存在意在彰显日本扶持下的汪伪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并以此吸引更多关内伪军投降，政治意义较为重要。
194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旨在团结日本在东亚各傀儡政权及附庸国的“大东亚会议”，会上，伪满代表张景惠强调，“大东亚战线现已有数千里之长....敝人谨代表后方的满洲帝国，对于日本帝国深谋善战的将士表示甚深的感谢....关于北边镇护的问题，也不独是为了完成我国的国防，我国自体亦为大东亚北边的防壁，不使有些许不安，这是绝对的必要，我国早以此为重要使命之一。”
可见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伪满“国防”对“北边镇护”来说地位相当重要。
汪精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以“负起防卫东亚的重任，完成大东亚圣战”为题，通篇主要在强调，日本进行的太平洋战争是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延续，鼓吹惟有“战胜才是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途径”，充斥对侵略战争的粉饰之词，但对汪伪在战争中的地位只字未提，这也体现了汪伪“国防”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军事上的实际意义。
2、日本对两支伪军的控制手段不同日本与伪满签订的《日满军事守势协定》中规定，“两国部队在日军指挥官统一指挥下行动”，且日军“享有军事行动上必要的自由。”《协定》将伪满“国防”全部交予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看来，其与伪满签订条约，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关东军为了达到控制伪满的目的，为伪满设计了严密的军政体系，通过各日籍次长、军事顾问部、日籍教官，对伪满军进行直接指挥或内部指导，甚至伪满军中的日籍军官人数一度达到总人数的40%，关东军由此垄断了伪满的一切军政大权。
同时，关东军借日“满”签订的条约，更加强化了对伪满军的控制，限制武器装备与部队编制，固然可以使伪满军更加不容易叛变，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伪军战斗力不足的代价。
日本控制汪伪军队，主要是通过1939年的《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1940年的《关于治安肃清上日本军与中国方面治安机关（军队、宪兵、警察）间相互关系之协定》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日华军事协定》和《军械借款条约》等条约为代表。在此过程中，汪伪几乎不能与日本针对条约的内容进行商议。1938年，日本《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规定“日本对于中国军队和警察的建设，以派遣顾问、供给武器等办法，予以协助。”
在汪伪军内部，日籍军官是很少见的，汪伪军自上而下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这与伪满军的中日军人混编情况不同。相比之下，汪伪军则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以上条约的签订使汪伪军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傀儡军队，日本由此攫取了对汪伪军的合法控制权。
伪满拥有中央集权的军政体系，建立了直属于溥仪的伪军政部，负责军队的编制、作战警备、军队部署、教育训练，其将一切军事事务统统划归伪“中央”处理，伪军军权名义上集中于溥仪，以便关东军统一指挥，同时整编军队，统一军官阶层，形成了一套至少在表面上达到近代化、正规化的军政体系。
汪伪军事系统由多个伪政权与地方军阀合并而成，其内部各军事实力集团头目，大都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霸一方，这使汪伪军呈现出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状态。各伪军部队名义上由汪精卫军事委员会统辖，但实际上只听命于各自长官的指挥，汪伪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干预。
虽然汪精卫不断强调要做到对伪军的统一领导，“要把军队造成国家的军队，把以前的军阀及个人独裁的行迹，扫除得干干净净”，但是在日本“分治合作”的分化政策之下，汪伪军的分裂与各自为政，作为军阀部队的必然产物，也不可避免地与汪伪政权相始终。
参考文献：季旭泓《浅议伪满洲国的“国防力量”》
傅大中《伪满洲国军简史》
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
孙邦《伪满史料丛书·伪满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