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蜀汉立下的卓越功勋,不论当时还是后世,都是有目共睹的。诸葛亮的光辉,可以说一直照耀着蜀汉大地,直到这个国家被灭亡。
然而并非所有蜀国人都对诸葛亮感恩戴德,比如后主。他虽然无能,毕竟也是个皇帝,对权力的独占性、排他性与别的皇帝是别无二致的。
诸葛亮的专权程度,在三国时代非常高,除了曹操、司马昭这种篡逆之臣,魏吴二国的丞相几乎无人望诸葛亮之项背。后主对这种情况也很无奈,他酸溜溜地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意思是,政务统统由诸葛亮处理,我这个皇帝只管管祭祀的事。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的职责分出去一半,后主的心理阴影其实挺大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后主对诸葛亮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呢?
毫无疑问是相当复杂的。
诸葛亮执政,后主起初不会有什么怨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上下大事小情,中外臣僚将佐的任用,全出于诸葛亮,后主全无措手之处。而且,诸葛亮将同是受先帝托孤的大臣李严废黜,后主肯定是有想法的,只不过畏于诸葛亮的权威,且诸葛亮又十分忠诚,没有震主之危,故而后主一直隐忍了下来。
但诸葛亮一死,后主的情绪和怨念便全部表露出来。
其一表现在禁止朝臣奔丧。公元234年,诸葛亮病卒于北伐军中。消息传到成都,无论士庶皆大为震惊悲伤,许多人都说要去汉中吊祭诸葛亮。后主听说诸葛亮遗命葬于汉中定军山,大概感觉诸葛亮死后都不受自己控制,脸上很无光,对朝士们急于奔丧的行为很反感。再加上国中丞相新丧,魏延与杨仪又发生矛盾,内外局势出现巨大扰动,朝野诸臣都丢掉手头事务去汉中,也不利于稳定局面。后主便下诏成都的大小臣僚一律不得去汉中奔丧。唯独益州名士、劝学从事谯周因为跑得快,抢在诏令下达前离开了成都。可叹后主用这样的小小心机对待亡故之人,真是令人齿冷。
其二表现在为诸葛亮立庙之争。诸葛亮安葬后,蜀人无不追思,民间多有为诸葛亮立私庙进行祭祀的。立私庙为祀,是东汉以来的社会风俗,不仅是诸葛亮这样的大贤大德,即使稍有功德于地方的一般人物,也经常有百姓为之立庙,岁时进行祭祀。
后主发现这一情况后,又无情地下诏禁断。一般来说,民间搞一搞野祀,顶多是不合乎礼制,并不会影响到什么,也不会因此酝酿出政治逆反事件,朝廷没有理由干涉。诏令下达后,民间为诸葛亮立的庙都被捣毁。然而有形的庙能毁掉,民众心里的庙却毁不掉。他们依然在岁时节令之际,在野外或道路上为诸葛亮设祭。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蜀汉就诸葛亮一个贤人,民众只认诸葛亮而不认后主。百姓这种行为,其实是社会文教落后条件下对强权的一种盲目崇拜,寄托了一种希图贤明之士佑护生民的理想。
后主这道令人寒心的诏令,不仅对不起诸葛亮二十余年的鞠躬尽瘁,也严重伤害了朝野士庶的心。故而有些官员出于良心向后主上奏,不如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座官庙,听由士庶致祭。
后主本就对诸葛亮自作主张葬于汉中耿耿于怀,这个建议无异于火上浇油,他断然将之否决。
围绕已故丞相的丧葬祭祀问题大动干戈,真真切切地反映出后主内心的纠结与怨怼,他或许没有胆气像西汉宣帝那样,对武帝的顾命大臣霍光搞事后清算,毕竟诸葛亮在主相之职分上还是比较讲究的,既没有像霍光一样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也没有像霍氏一门公侯尽逞私欲。对诸葛亮清算,于公于私,都有累于统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