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而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耐朽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
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情,一面激怒韦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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