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在它数百年的发展中，有着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从而形成它历史进程中某些特殊形态。其原因一是台湾社会的移民性质。台湾移民与美洲新大陆移民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民，或殖民宗主国向被殖民国家移民，而是在自己国家领土上从人口繁密、文化发达的地区，向人口稀少、文化滞后的地区移民；结果是移民都以自己的祖国和家园为指归，进一步加深了与祖国和母族的联系，使台湾更紧密地纳入中国社会的统一体系之中。这样的移民社会，培育了台湾文学的“移民性格”和“遗民性格”。二是创作指向的转移。台湾经历了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发展，其转变的时间一般界定为1860年前后。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经过200 多年的移民，台湾在以大陆为模式建构自己社会的同时，定居的移民后裔也逐渐转化为土著居民。他们在定期返乡祭祖、认同原籍的同时，对现居地的感情也日渐深挚，认同当地、扎根台湾的倾向也日益增强。这样，随同先民携带来的祖籍文化，便逐渐掺入了本土色彩，而成为中原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台湾文学也开始由外省抵台文人的采风问俗、咏怀述异，转向本土作家对自身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三是台湾特殊的历史遭遇。从17世纪中叶以来，台湾一直是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东西方殖民国家侵扰、掠夺的对象。其间还曾两度沦为荷兰和日本的直接殖民地。这种“被割让”和“遭殖民”的境遇，使台湾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给陷入“弃儿”兼“孤儿”困境的台湾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从而赋予台湾文学固有的漂泊形态和流亡意识的文学情怀和文学母题，成为中国文学中极为特殊的变奏。四是由于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隔绝和对峙，台湾走上了与大陆不同的发展道路，当代台湾文学也呈现出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形态。
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的提出，是台湾社会的发展赋予台湾文学的一个特殊课题。它的提出最先只在文学的领域中，但也常常超出文学的范畴，成为社会躁动的一个情绪焦点。它既是社会发展留给台湾文学的一段历史情缘，也是社会心绪借助文学表现出来的一种政治情怀。
无疑，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和后来的历史遭遇，带来了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 这一特殊的情感形态，在两个向度上发展了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学的情感取向。一方面，以中原大陆为文化母体发展起来的台湾移民社会，越是在漂离的情况下，越加深了它对母体社会和母体文化的体认和归依的感情。这种以“祖籍意识”为核心，以文化母体为归宗的移民心绪，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发展升华为割舍不断的祖国情结和民族意识，也就是中国情结。另一方面，在长期与母体文化疏离的情况下，来自移民祖籍的中原文化，也经历着它在台湾播迁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某些与母体文化迥异的本土属性和本土形态，造就了一代代移民后裔的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自我体认的社会情绪，成为后来台湾情结的感情基础。
日据以后，台湾面临着异族文化的强制同化和压迫。这一时期民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冲突，是一种本质的、主导的和对抗性的冲突。此时，中国情结和台湾情结共同存在于民族沦亡的政治忧患之中，在抵御异族文化面前表现出很高的民族同质性。“乡土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从赖和到吴浊流一系列民族意识强烈的作品的产生，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情结与台湾情结在民族文化层面上同质的特点。台湾回归以后，尤其在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问题越来越突出地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概念表现出来。以蒋氏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一个中国”的观念来统一全岛思想，并反复通过教育和大众媒介，使社会心理紧扣在中国情结这个环节上，进而在政治上维护自己飘零政权的“权威性”和“反共复国”的“合法性”。中国情结的这种政治化表现，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强化了台湾与大陆母体社会的联系。
台湾情结与中国情结影响文学的发展是深长的，它构成了台湾文学一个特殊的重要的文学母题。几乎所有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台湾作家，都无法跨越台湾与大陆这段文化血缘，以及它特殊历史命运所带来的疏离事实和漂泊心态。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钟理和:《原乡人》)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其旧诗诗作中，歌颂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天地只今留正气，浩然千古见文章。”他探访延平遗迹而有诗句云：“漫将遗事访延平，故老辛酸说有明。”被称为“铁血诗人”的吴浊流，在抗战时期赴大陆沦陷区，离台前，他在《留别栗社同仁》云：“栗里文明地，难忘旧侣情。身虽千里外，梦向故园生。家园抛别去，为复旧山河。虽乏匡时计，都因热血多。”在《过吴淞炮台》，诗人云：“百战英雄迹尚留，吴淞烽息几经秋。滔滔不尽长江水，今日犹疑带血流。”这种种情绪何尝不是来自台湾同胞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呢？
不必讳言，孙中山先生在台湾同胞心目中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可以取代的，这也是台湾同胞心目中一段悠长的“中国情结”。孙先生逝世于北平的消息传来，全岛民众如丧考妣,《台湾民报》以《哭望天涯吊伟人》为题发表社论，表露了台湾同胞的至性至情，感人至深。直到1929年奉安大典，每年台湾同胞均举行纪念大会，其庄严隆重绝非光复后的纪念活动可比。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发表了大量悲壮的作品。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的悼词就是出于张我军（台湾作家）的手笔，而遭致御用文人攻击为“非国民”；赖和也为孙中山的逝世写下一“联”一“词”；张深切（台湾作家）更是直奔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广州，而发起“广州台湾革命青年团”组织。吴浊流在抗战时期旅居南京，曾往谒中山陵，且有诗云；“陵庙堂堂半岭留，精灵常在护民忧。钟山今尚腾王气，一望中原四百州。”
从民族文化的血缘上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这便成为台湾同胞一代又一代深植内心的中国情结。深怀中国情结的台湾同胞曾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行了悲壮的斗争。但近年有关中国情结与台湾情结的论争，由文学缘起而溢出文学范畴，越来越泛政治化，这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既然台湾文化是中原文化在台湾的乡土形态，它就具有中原文化的原型和在台湾的本土新质。这是一个完整的有肌体，不能简单地用中原文化来等同于台湾文化，也不能以台湾文化的本土性来否认它的中原文化的本源。这种辩证关系同样也适于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
因此，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考察，也无论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台湾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都是从中国文化母体中分支出来的，并且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和中国文学大格局中发生和发展，它无疑应当纳入中国文学的体系并成为其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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