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歧视”，实际上此前比比皆是。
2002年4月，成都张女士在体检中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遂被单位辞退。再次应聘时，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就职。绝望之下，张女士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
2003年1月，浙江某大学学生周某参加了公务员招录考试，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后在体检中查出乙肝，最终未被录用，于是对录用工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羞愧愤怒的周某挥刀伤人。2004年，被执行注射死刑。
2004年3月，广东东莞一工厂百余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员工集体被炒。
知乎里一个关于“男（女）朋友得了乙肝，我该怎么办”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回答会认为真正的感情无关疾病。但有一条信息格外刺眼：“我会选择分手，不想道德审判别人，但也不想让别人道德审判。”
患者内部的“区隔”
那么在患病群体内部呢？患者总不会歧视“同类”吧？
很遗憾，“同病”并不一定会“相怜”，即便有同一个疾病，人和人之间，还是有一些会被天然“区隔”了。
“出门诊的时候，虽然要求每次一个就诊者进入诊室治疗，但是后面的人听说前面是看性病的，之后连凳子都不坐，就宁可站着看病。”
皮肤性病科的周婧医生在门诊中看到的一幕，是患者之间的真实场景，同样是患病者，一些人却被另一些人“看不上”。
“银屑病的也会这样，他就往那一站，就像有个隔板一样，很多人躲得远远的。就算明知道不会通过接触传染，但还是认为掉皮屑很脏。一些皮肤病患者一年四季穿长袖长裤，无论夏天多热，有些人还会戴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其实特明白，他们挺可怜的。”
周婧说，走到皮肤性病科诊室门口，那些看性病的人就被“区隔”开了。
这种情况，还真不止这几种疾病。最典型的还要数艾滋病患者。
“这个检查我不做，给我做这个我就不住院了！”李先生因结核病入院治疗，在做入院例行艾滋病检查的时候突然一改往常配合治疗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和不配合。整个过程中站在病床边的妻子也默不作声。
被医护人员反复作出“这是住院和手术前的必要检查，我们会对病情保密，无论结果如何保证不会对治疗造成影响”的保证以后，李先生才勉强接受治疗。
“但很遗憾，当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检查结果以后，就再没有和我们医护人员有过任何眼神交流。就只是自己躺在床上，甚至和他的妻子也不说话。”
结核病科的护士对这位患者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异于其他患者的“冷漠”。
“结核病本身已经没那么可怕，很多患者都能坦然面对了，不会表现得这么敏感。很显然他对自己患有艾滋病已经知情。我们也理解，他们夫妻俩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不想在病房里被歧视。”
经过了几十年的艾滋病反歧视运动，人们减少了对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的恐惧，但对艾滋病人群的“猜测”，似乎依然在。
护士长说，那个“抗拒”的患者后来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那个患者住院的时间很长，他们在住院前就基本已经和家人朋友不联系了，所有人的都知道有这个病。住院的那段时间，他们把医生当成救命稻草，觉得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处境。”
所幸的是，他们开始有“眼神的交流”。每次和他们讲完病情都要聊几句生活琐事，逐渐熟悉以后，那位妻子坦白：“他只有那一次错误，虽然我能原谅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和他一起忍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这些患者的难言之隐，在医院里，可以初见端倪。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不同的感染途径，构建了社会舆论对感染者群体的评价，以及感染者群体内部的自我评价。
在社会舆论看来，因输血、卖血感染的患者是无辜的，而因性行为和吸毒感染的患者则属于咎由自取。
2005年到2007，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金华在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分别针对精神病和艾滋病污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在感染者群体内部，虽然他们通常避讳谈论和被问及感染途径，但私下里，他们也从各自立场出发，按照感染途径的不同把感染者群体分为三六九等。
他们认为因卖血而感染的人贪婪，因输血而感染的人愚昧，而同性恋中的感染者是因爱牺牲，因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人最恶劣、可耻。
这就是是患者中，可怕的“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