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

如题所述

我们已经知道,语言对于文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在文学
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却历来众说纷纭。这就需要首先简要回顾中国
和西方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的认识。
(一)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的认识
中国和西方对于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的认识,经历了长期的发
展演变。
1.西方文学界对语言的认识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界对语言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
段:一是经典语言观,二是现代语言观。
(1)从古希腊时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界往
往根据经典语言观有关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的观点,认为语言在
文学中主要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意义被视为文学中的主导因素,与
此相比,语言的地位是次要的。也就是说,意义决定语言,而不是
语言决定意义;先有意义而后有语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就要求什么
样的语言同它相适应。语言诚然是文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但
这种重要性仅仅在于表达意义。这种表达一经实现,语言本身就变
得不重要了。
(2)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界从现代语言观有关语言是
人的生存方式的新认识出发,认为语言在文学中主要是创造意义的
场所。不再是意义简单地先于语言并决定语言,而是意义在语言中
被创造出来。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对这种新认识有如下描述:
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
“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
“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
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
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
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社
会的; 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
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①
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 已经成为20世纪知
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② ,
这等于说,并不是作家头脑里先有了文学(意义),然后用语言去
使之“物态化”了事,而是文学就由语言构成,在语言中构成。如
果离开了语言,就不可能有文学。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大谈“语言”,
把它作为“中心”问题从多方面加以研究,正是基于这种迥异于传
统语言观的新语言观和新视野。顺便讲,伊格尔顿在此把维特根斯
坦的著名论断“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加以改造,
提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的新命题,揭
示了语言所具有的“社会”性。这就赋予文学中的语言以一种比意
义更为根本的地位。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语言在文学中并不是表达
意义的简单或次要“工具”,而是创造意义的东西;不是先有意义
然后再由语言表达出来,而是意义由语言创造出来;文学中的语言
既能再现社会现实状况,又能再现社会的语言状况。
上述两阶段的演进表明,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演进,西方文学
界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语言在文学中具有一种根本性地位。但是,
这种认识是不是绝对了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2.中国文学界对语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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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
②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中国文学界对于语言的认识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如果以清代
末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大致的分界线,可以看到,中
国文学界的语言观呈现出古典语言观和现代语言观的分别。
(1)中国古典语言观
从先秦到清末,中国古典文学界对语言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一
套独特看法,这套看法是以中国古典语言观为基础的。
人们认识到,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之“道”的存在方式。
《周易·系辞上》指出:“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是说,能鼓动天
下的在于卦爻的文辞。按此看法,文辞具有鼓动天地万物运动和变
化的神奇力量。这里的“辞’:虽然直接地指《周易》文辞,但也可
以视为对一般语言(包括文学中的语言)的一种基本规定。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在引用这句话后指出: “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
乃道之文也。”在他看来,文辞之所以有鼓动天下的力量,就因为
它是“道”的存在方式。刘勰明确地把文辞或语言的力量同最根本
的天地万物之“道”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语言的力量的根源,由
此为确立语言在文化和文学中的地位提供了一种有力依据。由这种
看法可以引申出如下观点:文学中的语言由于是“道”的存在方
式,因而具有鼓动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力量。语言不仅是
“道”的存在方式,而且还与人的内在主观的“心”密切相关。先
秦时期的“诗言志”命题早就显示了一个主张:“志”是人的一种
内心活动,它可以通过“言” (语言)表达出来,而诗的使命正是
用语言表达这种“志”。西汉末年的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进而指
出:“言,心声也。”他直接认定语言正是人的“心声”,即内在心
灵的轨迹。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一种看法:语言是人的内在心灵的具
体存在方式。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如下看法:由于语言是“心”的存
在方式,因而文学中的语言具有表达人的内在心灵活动的力量。可
见,按照中国古典语言观;语言在文学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
位。这具体表现在,语言既是外在之“道”也是内在之“心”的具
体存在方式,从而具有鼓动天下的力量。
(2)中国现代语言观
从清末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界根据新的文学变革的需要,吸收
了来自西方的语言观,形成了新的现代语言观。这突出地表现在,
语言的古今与雅俗问题被视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变的一个关键问
题。人们愈益感受到,僵化和陈旧的古代语言(文言文或书面语
言)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现代生活体验的表达,所以迫切希望变革语
言。清末诗人和外交家黄遵宪(1848~1905)发出“我手写我口”、
“语言与文字合”(口语与书面语言合一)的呼声,并在自己的诗歌
写作中实践这种“口语写作”的主张。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梁启
超,随即提出“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的文学变革主张,
他的理由就是:语言的变革是“文学之进化”的“一大关键”①。
这可以见出他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有充分的认识。到了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1917),“语言革命”终于被直接而明确地视为现
代文学革命的根本问题或首要任务。胡适提出了著名的八点主张: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
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日,务去滥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
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以上除第一、四条侧重于
情感和思想表现以外,其余各条无一不涉及语言问题;第二条主张
现代应有现代的文学语言,不能模仿古人语言;第三条强调文法的
重要;第五条要求舍弃陈言滥调而创用新鲜的语汇,以表达现代人
“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与第五条相关,第六条明确
主张革除语言上的“用典”陋习,要求作家“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
前之景,胸中之意”;第七条继续谈及破除古代汉语规范问题,借
“不讲对仗”提出了“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骈文律诗”为
“文学小道”的大胆主张;最后一条更是放言以白话取代文言、实
现言文合一的目标: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
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今日作文作
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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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刨、说丛话》,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中
华书局。
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
尊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胡适把“白话”或“俗语”的运用视为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这突
出地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主流立场:语言在文学中
具有一种重要的或根本的地位,是体现文学现代性的关键环节。如
果说,胡适等的语言观主要体现了欧美语言观的影响,那么,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来自前苏联的文学语言观在
中国产生了缓慢而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界的著名命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那时的苏联文坛泰斗
高尔基指出:“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
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①既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语言在文学中就具有突出的地位:
“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②这个观点
由于突出了语言在文学中的“第一要素”地位,从而对中国现代文
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作用又是有限
的,是需要反省的。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语言仅仅被视为
文学的工具,它似乎与人的根本的存在方式无关,这是远远不够
的;第二,语言的作用只是把似乎现成的意义加以“固定”,这显
然是重意义而轻语言,忽略了语言自身的意义;第三,这样一来,
语言虽然被明确规定为文学的“第一要素”,但由于同时又被仅仅
视为工具并只起固定作用,因而这种“第一”地位就实际上落空
了。于是,所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
言”等合理命题,也就演变成了二句冠冕堂皇而缺乏实际内容的空
洞口号而长期得不到实行。
不过,一些杰出的作家在那种特殊的语境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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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尔基:《论散文》,《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337页。
②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294页。

言追求。曹禺在1962年指出:
如果我不爱语言,不感到文学语言的魅惑力量,不能沉醉在
丰富深刻的人民语言的奇妙世界里,那便是“缘木求鱼”,空有一
个决心,是学不好如何使用语言的奥秘的。要爱语言,要着迷,
语言的妙境才能领会得到;之后,才能谈到学着掌握语言,学着
使笔下生花,创造同样真实、生动、迷人的语言境界……没有对
语言创造发生极浓烈的兴趣,一个作者便难成其为作者。辛辛
苦苦,琢磨语言,同时又兴味无穷,感到语言创造的快乐,这就是
作者一生的工作……一天我们对于语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
了大门,以后才有可能登堂入室,从事语言的创造。由有兴趣学
习语言,到能称心如意运用语言,使它成为艺术品,这又是进了
一大步,要费更大的苦功夫。作者对语言应如鱼之于水,人之于
空气,有一种离不开的感觉才成。离开了语言,作者就仿佛失了
魂,丧了魂,这样才是真正的喜爱。①
曹禺对语言的“魅惑力量”和“妙境”如此“着迷”并深感“快
乐”,突出地表明了对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
只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处在开放条件下的中国文学界
才有可能普遍地觉醒起来,重新反思前苏联文学语言观的得与失,
认识到有必要使语言在文学中的“第一”地位真正确立起来。已故
作家汪曾棋在1987年说的话具有一定代表性: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
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
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
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
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往
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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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禺:《语言学习杂感》,《红旗》1962年第14期。
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
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
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
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
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
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
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
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0

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其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认
为中国作家现在已“很重视”语言,这表明前苏联文学语言观在中
国文学界的消极影响正在被清除;第二,他指出语言在文学中不仅
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这突破了语言即工具的传统看法,赋予语言
以实质性的地位;第三,他强调语言与内容或思想同时存在,不可
剥离,这抛弃了过去关于语言仅仅是内容的外壳或修饰的看法,提
出了语言与内容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且相互共生而不可分离的思
想;第四,他进一步主张语言是文学(小说)的本体,这就把语言
置放到文学的根本地位上;第五,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
口号,真正地表明了一种以语言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的坚定立
场。这些从作家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语言观,对于我们把握语言
在文学中的地位是有启迪意义的。
上述演进表明,中国古典文论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语言观资
源,有待于进一步梳理和发掘;而在现代,由于借鉴欧美语言观和
前苏联语言观而在认识文学语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
由于长期片面固守前苏联文学语言观中重内容而轻语言的偏颇,又
一度显出了令人遗憾的退步。通过总结上述经验和教训,中国文学
界重新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开始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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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曾棋:《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棋文集·文论卷》,zr_~XcZ
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二)语言是文学的直接现实
对西方文学语言观和中国文学语言观的简要梳理,可以使我们
看到,语言在文学中确实具有一种重要的地位。那么,语言在文学
中的这种重要地位究竟如何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语言是思
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
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①这表明,语言不是表达思想(意义)
的简单“工具”,而是思想(意义)的“直接现实”。语言具有一种
不容争辩的“直接现实”地位。什么是“直接现实”呢? “直接”
的,与“间接”的相对,就是不经过中间事物的;“现实”,与主观
“精神”或“心理”相对,指一种非主观的客观实在或基本存在状
况。“直接现实”,在这里意味着不经过中间事物的客观的和基本的
存在方式。这样的“直接现实”意味着:一方面,它不需要借助其
他中间事物而显现自身;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它,别的东西得以显
现。作为“直接现实”,语言正是自己显现自己并且也显现其他事
物的符号表意系统。语言是什么东西的“直接现实”呢?正是思想
(意义)所得以存在的“直接现实”。可见,语言正是思想(意义)
的客观的和基本的存在方式。可以说,正是语言构成了思想(意
义)的直接现实,语言成为思想(意义)的实质的和基本的存在方
式,语言是一种“直接现实”。 ·
从这种观点看文学,不难发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在文
学中是作为一种“直接现实”而存在的东西,它构成了文学的客观
的和基本的存在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语言在文学
中的地位集中表现在,语言是文学文本的直接现实。简言之,语言
是文学的直接现实,从而语言在文学中具有一种首要地位。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去理解:
第一,从文学文本的存在状况看,语言是文学文本的基本存在
方式。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首先,一部文学文本总是直接地由客
观的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例如,直接地构成《红楼梦》的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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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页。
的意义,而是它的汉语符号系统。任何文学文本,无论是诗、散文
还是小说,总是以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而存在的。如果离开了这种
符号“现实”,文学文本的一切便不存在了。其次,作家从事文学
创作的目的,是要最终形成语言艺术品——即文学文本。他无论有
如何美妙的意义构思,都必须和只能以语言的方式显示出来。再
次,读者阅读同样必须和只能首先面对这种语言性文本,进而最终
理解和欣赏它。所以,从文学文本的客观存在、作家创作目的和读
者阅读过程看,语言都是文学文本的基本存在方式。’
第二,丛文学文本中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看,语言是意义所不可
须臾与之分离的生长地。“,意义”,这里一般地指文学文本借助语言
符号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在文学文本中,一方面,语言是意义的
生长地,语言使意义得以生成。没有语言便没有意义。而另一方
面,意义的生长始终通过语言、不离语言,与语言不可须臾分离。
如果离开了语言,意义便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意
义,正像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语言一样。
语言与意义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老舍曾说:
我们总是一提到作品,也就想到它的美丽的语言。我们几
手没法子赞美杜甫与莎士比亚而不引用他们的原文为证。所
以,语言是我们作品好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有责任把语言写好1
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
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的好
呢?这是无可分离的、统一的东西。①
“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意义)只能用“最美妙的语言”表
达出来,两者之间相互统一,不能分离。这样,语言与意义具有不
可剥离的统一关系。过去的文学理论也讲语言与意义的“统一”,
--------------
① 老舍: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年
版,第60页。

但那只是以意义为基础而以语言为外壳的统一,表现出先有意义后
有语言、重意义轻语言的偏颇。这里强调不可剥离的统一,正是要
恢复语言作为意义的“直接现实”地位。
第三,从语言在文学文本中的功能看,语言不仅表达意义而且
本身就是意义的组成部分。按照一种传统观点,语言似乎是.(‘透
明”的物体,它可以使人窥见意义,但自身什么也没有。它只为意
义而存在,只是借以窥见意义的外在形式。一旦意义获得,它也就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正像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所表述的那样,
只有“忘言”才可“得意”,与“意”的至高无上相比,“言”似乎
成了必须被人遗忘的无价值的东西。但实际上,语言在文学中具有
一种双重功能。这种双重功能在于,语言既表达意义,又构成意义
的一部分。一方面,语言通过再现现实而表达和创造意义,使意义
在自己的怀抱中生长;而另一方面,它在再现现实的过程中也再现
自身,在表达意义的同时也使自身显示出意义,成为文学文本的意
义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语言具有可以脱离意义表达而独立存在的意
义,或者说,语言具有超越于文学文本的意义系统之上而存在的独立
意义。而恰恰相反,语言的意义是始终与它所表达的意义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的,当它成功地和富于独创性地完成了意义的表达时,它自身
也才可能显示出独特的意义来。老舍这样分析王维的诗句说:
唐诗有这么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没有
一个生字。可是仔细一想,真了不起,它把大沙漠上的景致真
实地概括地写出来了。沙漠上的空气干燥,气压高,所以烟一
直往上升。住的人家少,所以是孤烟。大河上,落日显得特别
大,特别圆。作者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的全景都表
现出来了。没有看过大沙漠,没有观察力的人,是写不出来
的。①
-------------------
① 老舍: 《关TJO学的语言问题》, 《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年
版,第70页。
王维“用极简单的现成的语言,把沙漠的全景都表现出来了”,实
现了语言在意义表达上的成功。而同时,反过来说,这种语言表达
的成功本身也正具有了意义: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十个
汉字组成的语句,由于意义表达上的成功而本身也成了整首诗的意
义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同语
言本身的意义分离开来。我们可能禁不住赞叹:这十个平常得不能
再平常了的汉字,多么准确而形象地描绘出大沙漠上的独特景致。
正是这样,我们在品味这首诗的意义时,当然少不了要格外关注语
言本身的意义。
第四,从文学的审美特性看,语言是文学文本的美的组成部
分。与语言本身构成文学文本的意义的一部分相应,语言也成了文
学文本的美的组成部分。这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语言是文学文
本的美的资源。萨丕尔指出:“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
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
一样伟大。”一般的语言都是一种“艺术”,那么,作为语言艺术品
的文学中的语言又会怎样呢?他又说:“每一个语言本身都是一种
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
象征、形态——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艺术家必须
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①在文学中,通过作家对语言这
“美的资源”的悉心开发和铸造,语言本身在意义表达中就会显示
出它的独特的“美”来。这就是说,语言成了文学文本的美得以形
成的原材料或资源。例如,汉语的四声以及由此形成的平仄和节奏
等,正是汉语文学的美的一个重要资源。另一方面,进一步看,语
言不仅是文学文本的美的资源,而且更是它的美的组成部分。这是
说,语言当其成功地和富于个性地表达了意义时,本身也就会显示
出独特的美来。汪曾祺指出: “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对文字训练有素的人,是会直接从字上
‘看’出它的声音的。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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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萨丕尔: 《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7、
201~202页。

别富于音乐性。”①汪曾祺一贯注重汉语声音美在汉语语言美中的
重要性,但是,在他看来,文学文本的这种声音美主要不在于它的
独特的“四声”或“音乐性”,而在于当这种声音特色被成功地用
来表达意义从而体现“声音之道”时。人们常说文学是美的,其实
这美是包含了语言的美在内的。所以,语言美是文学美的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可见,从文学文本的存在状况、语言与意义的关系、语言的功
能及文学文本的美等诸方面看,语言都构成了文学的直接现实。由
于如此,语言在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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