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频繁，也很普遍的自然灾害，以我国为例，我国约有35%的耕地、40%的人口和70%的工农业生产经常受到江河洪水的威胁，因洪水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位居各种自然灾害之首。
我国幅员辽阔，水网密布，拥有着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等七大水系，而因这七大水系多数都分布在南方，所以每年每到夏季，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都会降下暴雨，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范围之广，是其他季节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每年夏季的这场大暴雨，往往会造成多地江河水位猛涨，山洪暴发，继而造成农作物大面积被淹没，百姓财产受损。洪水一旦泛滥成灾，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农业、民生等领域都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因此，正因洪水会给我国的农业、经济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所以我国历代都很重视抗洪工作。直至今日，现代的抗洪方法，主要是以泄量、分流、疏导和拦蓄洪水等为主，利用这些方法来减轻洪水所带来的灾害。
而虽说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古人所采取的一些抗洪措施，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当代人赞赏的地方。
古代的抗洪措施，主要集中在防洪、抗洪两个方面。
首先是防洪。
古人预防洪水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建防洪堤，利用这个堤坝来阻挡洪水对于国家农业与经济的破坏。比如，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为预防洪水的侵袭，清廷就曾拨下巨款修筑了一条东起长江口金山卫，西至杭州，经钱塘、仁和、海宁、海盐、平湖、金山等六县的长达150多公里的海堤。为了能够抵挡高强度的洪水的袭击，清廷在这条海堤可是下足了本钱，该堤的堤身均以整块大石条砌成，或长六尺，宽厚二尺；或长五尺，宽厚一尺六。其高度，最高的有20层，最低的也有5层。
同时，该海堤的后方，清廷还专门挖了一条宽2丈左右的“备堤河”，以此来对洪水起消纳防范作用。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清廷还在备堤河的内侧修建了一条高度为四尺到一丈二尺左右的“内土备堤”，其高度根据所在地的地势高低来决定，地势越低，备堤高度越高。可以说，这条海堤工程的设计是十分精妙的，其三重防护设计，可以很好的预防洪水对于农田、农作物的伤害。
其次，古人除了修建防洪堤来预防洪水的袭扰，还在洪水到来前的监测与预警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为了能在洪水到来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合理的抗洪安排，比如转移民众和财产，在洪水即将到来的地方，或建防洪堤，或开凿泄洪通道等，古人是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监测预警设施。
白鹤梁
首先，为提前知晓此地是否会发生洪水灾害，历代都十分重视对于水文状况的监测，为了准确的得知各地重要河流的水文状况，他们会在各河流的要处建造可以监测水文情况的水文站。比如始建于唐代，有着“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它就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古水文站。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因相传唐代尔朱真人在此江边修炼，于此乘鹤仙去，故名“白鹤梁”。当时因“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到3米，常年被淹没在水中的，只有在长江进入枯水期的时候，才会露出水面。所以，当时古人就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到了唐代，为了更加准确的得知长江的枯水水位，唐廷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来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刻“石鱼”来作为水文标记。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位标记，它记录下了自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长江枯水记录。此后，这种方法被历代朝廷所沿用。
至宋代，经过百年的发展，朝廷水文监测设施变得更加完善，技术手段也更加先进。此时，除了沿用唐代“刻石记事”的方法来记录水文情况，宋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位观测制度。比如，当时宋廷为监测太湖流域的水文情况，就于宣和二年（1120年）在吴江县长桥垂虹亭旁立起了“水则碑”（古代的水尺），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其中“左水则碑”用于记录历年的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用于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当时，宋廷就是根据立于吴江的水则碑，来判断太湖流域附近的是否会发生特大洪水。“水则碑”碑文书：“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淹；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淹；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淹；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淹；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淹；七则，水在此极高田俱淹。”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
当水位还是处于一划处时，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有受灾的威胁；快到两划时，极低田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三划时，低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四划时，下中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五划时，上中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六划时，高田就有受灾的危险；快到七划时，极高的田地就会有受灾的威胁。如若有一年洪水位特别高，都超出七划，则就会在水则碑刻上：“该年水至此”。
此后，宋廷就会根据江河水在水则碑的变化来进行相应的抗洪准备，快要到哪个刻度，就进行哪方面的预防。
其次，在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洪水监测系统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预警系统，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知晓洪水即将到来的情况。对于这点，只能说古人真的很聪明，虽然他们的科技很落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快速的获得各地的汛情信息。
古代的洪水预报方法，要远比我们想的要多。
我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报汛制度”。自秦朝开始，朝廷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汛期，要定时向中央朝廷汇报所辖地区的水量变化，《秦律·田律》载：“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即在庄稼生长期时，地方官就要定时向朝廷汇报所辖地区的河流水文变化。至宋代，随着“报汛制度”趋于完备，此时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官必须坚守岗位，需随时报汛。而位于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地方主官，更需兼任本地的“河堤使”，需常驻防洪堤，一旦有变，就需立刻向朝廷汇报。如若发生汛情，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而在此前，地方官员却没有上报中央朝廷的，则该官员最高会被判处死刑。
而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汛情告知中央政府，历代都会在各地设置报汛驿站，由此发出的信息，被称为“水报”，“水报”的重要性与战时的“兵报”一般无二，一旦发出，各地需全力配合，不得有半点的懈怠，刻意阻拦者将被严惩。
至于“水报”的投递方式，则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及所处的位置来进行决定。首先，如若汛情不是很紧急，强度不是很大，则会利用“羊报”来进行汛期的传递。所谓“羊报”，就是由送信人乘着充气羊皮筏，顺流而下，然后在途中将刻有水位信息的水签，扔到河中。之后，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就会在缓流处收集这种水签，就这样一段一段的直至传到京师中。此外，在传至京师途中，各地在接到这个水签后，其地方官也可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其次，如若汛期很紧急，随时会造成更大危害时，则就会利用“马报”来进行汛情的传递。所谓“马报”，就是送信人乘快马报汛，当时为了让汛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让中央朝廷所知，朝廷就在沿河县份备足能日行百里的良马，方便送信人的骑乘。此后，一旦出现河水陡涨，送信人就会骑着快马，带着写有水文信息的黄绢急送京师，中间不会停歇，一到驿站，换个送信人就继续走，站站相传，直至京师。同时，送信途中，送信人还会通知下游地区的官府，让他们加紧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潘季驯
最后，为了确保在汛情到来之时，各地官员能够全心全意对待，及做好防洪的准备，历代朝廷都将官员防洪不力，及不及时维修堤防的惩处措施纳入到律法之中。
如唐代《唐律疏议》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
再如金代《河防令》定：在“六月初至八月终”期间，沿河府县官员必须轮流在沿河驻守，一旦有河水上涨的情况，就需立刻上报，不得延误，违者严惩。同时，为防止出现地方官员防洪不力，致使百姓遭殃的情况，金廷每年都会在汛期前，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继而督促沿河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此后，回京的巡防官员需将巡视的情况如实上报中央朝廷，之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其次是抗洪。
中国关于抗洪方法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西周时，人们就知道利用修防洪堤、开凿泄洪通道、分流江河水等方法来减轻洪水带来的灾害。
简单的说，我国古代的抗洪措施，主要采用疏浚与封堵这两种方法。
大禹治水
首先，是疏浚。在“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其采用的方法就是疏浚。当时，黄河泛滥，中原地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洪水灾害，是民不聊生，而就在这时，禹临危受命，承担起来治理洪水的重责。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堵”为“疏”，采用“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思想，或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可以快速通过；或开凿新的河道，将洪水从中原地区引入大海。最终在大禹的治理下，洪水问题被成功解决。
从“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疏浚的方法主要有二种：其一就是在洪水聚集之处，开挖出一条新的河道，将洪水引往非农田、人员聚集的地方。其二就是浚深、加宽和清理现有河道，让河道变得更宽，更深，继而减轻防洪堤的压力，同时让洪水可以加快通过，避免出现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