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欧洲文明，或者更广义的西方文明，如果不考虑到基督教在西方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无孔不入潜移默化的影响，必定使我们对西方的观察和理解产生一定的困惑和不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总共十讲的《欧洲文明进程》的课程上，除却基本的西方历史介绍，会花一讲的时间来介绍基督教的理由。比之以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自称的泱泱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宗教的现实，也许会给探讨中国历史和现状时，增加有益的思考维度。
拥有20亿信徒的基督教，在世界各国所发挥着的巨大影响，作为“局外人”的中国人也许很难有深切的理解。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经由苦难与超越的往复，异教与迫害的交织，“爱”的旗帜高高飘扬，给予了无数人以灵魂的慰藉和安抚，激励、鼓舞西方苦难中的人们保持坚忍，度过磨难，伴随着人的一生，从每日的祈祷到罪过的忏悔，力求达到灵魂的纯净和升华，终生保持逼近的姿态，以期肉体泯灭之后进入天国，达到极乐世界。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如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时手握圣经，以期增加庄严感；法庭上证人作证时，需对圣经做出誓言，保证所言属实，增强公信力和对谎言的威慑力；浪子回头的故事中，如林达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弗朗西斯修士，都有类似的情节，就是在个人的极度迷躁与颠狂、蔑视亵渎神灵之后，恍然顿悟，最终皈依耶稣基督，而且极致虔诚。我想，基督教在西方的难以评估的巨大影响，比之孔老夫子在中国，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二者在宣扬的思想内容、载传后世的方式、内容的深度广度上等等都云泥霄壤，或者至少是所述者甚异。体会较深的大概有几点。
基督教给了西方人以比较明确的底线意识。在尘世的世俗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世的澄明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以其无以名状、神秘莫解、甚至超越人类理性意识的巨大力量，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个现实世界的主宰。自此以后，这个冥冥之中的超现实力量（也许在西方人看来这并非“超现实”，反而是真实可感的），除了挫折时可以寻求安慰，苦难时可以默默祈祷，重要的是做任何事情时，特别是政治与公共事务相关、人的生命与尊严荣誉相关的事情时，会顾忌到高高在上的天国的天父的注视与威严；会考虑到身后的“出路”问题，从而有所忌惮，不敢恣意妄为。由于对未来世界（彼岸世界）的一定畏惧之心，减少了人的行为中的“一次性”意识，人的有限的肉体生命被扩展成为了永恒的极乐的精神生命，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重要更值得过的生命，也是一直所追求的永恒生命。因此在做出违背人的良知和人类普通道德法则的行为的时候，不得不顾虑可能造成的对未来天国生命的影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心理吧。然而，中国人就并没有类似的“底线意识”。这样就可能造成在失去外部约束的时候，人的内心同时失范，做出异乎寻常的疯狂举动来，比如极度短视的行为，极强的阴暗投机心理等等。
忏悔几乎是一些虔诚基督徒的日课。忏悔作为一种与上帝进行交流的方式，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更大意义。这可作为基督教重大影响的另一表现。忏悔保持了一种对过去的严肃态度，对记忆的珍视和反思精神。推而广之，就是对历史的敬畏和反省态度。在西方，一些惨痛的历史记忆，比如二战时的犹太人大屠杀，司法史上的黑暗时代，政治与权力中的龌龊事件等等，都以一种十分严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保留必要的记忆，以供后世引以为戒，敲响警世之钟。比如二战时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大倒退，西方人没有采取一种遗忘的态度，没有“好了伤疤忘了疼”，而是不断地时时触碰这些伤痛的记忆，不断地反思，保持警醒，以防此后再发生类似的悲惨事件。西方社会为此建立了不计其数的纪念馆、展览馆、纪念园，大学开设相关的课程，学者们专门研究，政治人物不断纪念表态，民间也有各式各样自发的或有组织的纪念活动和研讨活动，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氛围，孩子们从小开始也受到相关的教育。这些都和中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想一想，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有多少？我们每年如何来纪念？再比如，对于“文革”，对于建国以后的大段悲情的历史，我们的记忆有多少？也许年轻一代已经对此没有太多概念了，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和书籍如此有限，我们无法从上一代那里继承完整的历史记忆。很难想象，没有延续的历史记忆的民族如何保证民族精神的连续性。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忏悔精神。我们更倾向于“向前看”，或者讳疾忌医，鸵鸟心态，粉饰太平。
最后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基督教的财富观。模糊记得，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论证说，清教徒提倡的苦修精神，努力劳作积累财富以用来进一步的投资和发展生产而不是用来享乐消费，是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基督教徒在日常生活中要努力劳动认真工作，是上帝的教导；积累的财富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样基督徒就有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聪明才智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客观上就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与此同时，《圣经》有云：“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It i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a needle's eye ,than for a rich man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可想而知，对于注重彼岸世界生命的西方富人来说，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难怪比尔·盖茨早早地就已经宣布把自己的所有财产用于慈善事业，甚至都不留给自己的子女。捐出自己的毕生所得几乎在西方是一个非常自然而常见的现象，尤其在富人群体中。尽管有人说这是因为遗产税奇高的原因（且不论这又牵涉到的社会福利制度问题），但我想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心理上，尘世的努力和所得都不过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等到身后进入天堂，陪伴在至高至上的上帝身边，沐浴无尽恩泽，还有什么世俗的财富可需要的呢？不如捐出来用在此世，发展慈善也好，发展教育也好，建立大学也好，让更多的“brothers and sisters”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己也可以为进入天堂积累更多的品行。
总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基督教的深远影响。对于一些我们看似不能理解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没有深切考虑到基督教的影响竟是如此之大，也许超越了我们“局外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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