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省收购到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刊行于公元1617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刻本,内容更接近原著,刻本前还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这样,就为人们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线索。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和江苏武进县,古时均曾名“兰陵”,但从书中大量使用山东方言来看,作者应是山东人,而不会是江苏武进县人。1 9 3 3年,吴晗著文,通过大量的考证,考证出了《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万历十年到三十年,因而作者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人们虽肯定了《金瓶梅》作者系山东人,但在《峄县志》中却找不出关于欣欣子或笑笑生或《金瓶梅》一丝一毫的信息来。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近日在山东省诸城市召开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围绕学者张清吉提出的“丁惟宁说”,“金学”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奇书”《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万历年间,以“禁书”、“奇书”闻名,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作者“兰陵笑笑生”作为第一位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作家,其真实面目成为历史谜团,50多种说法各持己见。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这一学说得到金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山东《金瓶梅》学会会长王平认为,“丁惟宁说”的论点有很大说服力。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也认为“兰陵笑笑生”之谜有望在诸城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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