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中“农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也有身份的涵义(《说文》释民：“萌(懵)而无识也。”)，但并无西方语言那样强烈，而职业涵义(繁体“农”字从辰，古指贝壳制的农具)却很明显。“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从这类表述看，古代中国“农民”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职业涵义，而身份卑贱之义却较为淡化。这反映了古代中国比当时的西方职业分化较明显而身份壁垒却较宽疏，这无疑是当时中国比西方更进步、更文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到了本世纪中叶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浓了。直到改革时代，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 身份性农民与自然经济(或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习俗指令经济”)相联系，而农业者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E·R·沃尔夫的说法在国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就不像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之中的耕作者”，因为他必须“固守传统安排”。“相反地，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 这种说法与我们过去常说的自然经济中的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农场之别有些类似。但须指出：当代西方学界对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的看法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说。“自然经济”说强调“小生产”的自给自足和无交往，而现在人们则强调传统经济中交往的非市场性或曰强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希克斯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可能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他把这称之为“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的结合。与此相应地，“自然经济说”强调传统的“小”生产与现代“大”生产之别，而“习俗指令经济”说则突出传统生产的不自由与现代生产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权势支配”便成了传统农民不仅区别于现代农业者、也区别于比农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标志。“人们已习惯于把服从上层国家专制的乡村人口与生活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的乡村居民对立起来，并以此区分农民与初民：前者是农民，而后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农民”辞条正是基于这一点给“农民”下定义的。它认为在农民的定义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关键在于农民(peasant)“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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