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桥梁是我们的祖先征服江河峡谷的物质成果，又是社会向前推进的历史表征。它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形式，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首先，巍然屹立在江河之上，向我们昭示着古人在当时比较简陋的条件下所达到的智慧和科学，他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显示出高度的科学知识、理性精神和创造才能。其次，建成于不同年代的桥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着当时人们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从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建桥人的哲学思想、功能追求和审美趣味。桥梁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心理巨著，有许多富有历史价值的内容，可供我们认真阅读，细细领略。它是情感的果实，凝结着古人对大自然敬畏而又敢于抗争的心理体验，体现着他们对美的认识和审美理想。还有，有不少桥梁是人类与自然的反复较量中才最后建造成功的。因为掌握客观规律，在改造自然中获得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在屡毁屡建的历史中，显示出人的意志力的坚强与伟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桥梁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自觉的创新追求
中国古代的桥梁建设史早已证明，古代中国人在桥梁建设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们总是根据不断发展着的社会需要，用自由自觉的创造精神指导桥梁建设，无论是在桥型的设计上，还是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抑或是在桥梁跨度的拓展和桥下净空的提高上面，都是不断的追求新的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总是走在世界桥梁建设的前列。正是这种自觉的创新追求，使中国古代桥梁具有型式多样、材质丰富、质地坚固、造型精美和艺术丰沛的特点，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中国桥梁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一座重要的桥梁建造，都是在克服了设计、施工、使用及维护方面的困难，从而取得了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完成新的创造任务。就拿桥梁施工方法来说，早期桥梁建设中，由于材料、结构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多采用木桩来做桥柱。这就是把事先准备好的木桩打人泥土中，使它深入土层，通过它与周围土壤产生的摩擦力和桩尖的承载力，牢固地支承起桥梁的上部结构。当中国桥梁发展到秦梁汉柱这一阶段时，木桩开始成为桥梁基础的一种形式。人们把木桩打入水下的土层中，再在上面砌筑石轴或石墩。这样就能架设较大的桥梁。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重修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的西安灞桥，就是在木桩基础上建石轴，在石轴上架木梁建成的。
当人们要在水深流急的河流中，或在江海汇合处建桥时，打桩筑基的做法有时就不适用。新的方法首先为建造泉州洛阳桥的宋代桥工们所创造。为了解决江潮夹击难于打桩筑基的困难，桥工们在“?石为浮桥”的经验的启迪下，首创了现代工程学上称为“筏形基础”的施工技术。筏形基础，就是利用当地石料丰富的优势，在江底建桥位置抛填大量石块，筑成一道水下石堤，用来作为桥墩基础。洛阳桥的筏形基础，宽约25米，长500余米，平均高度在3米以上，抛石总数达3万多立方米。为使这些石块连成一体，桥工们还大胆地利用种植牡蛎加固桥基的独特做法，因为牡砺壳能够附生在岩礁上面，并且能与抛下去的石块相互胶结，达到牢不可破的程度。牡砺的种植，使成丛成片的牡砺钻人石块的缝隙中安家落户，把分散的石头胶结为牢固的整体。同时，牡蛎还把桥梁基础与石板桥墩紧紧地联结起来。这一创造，使得洛阳桥安然地立在江水、海潮之中，历时千年仍很牢固，为泉州人民提供了安全便利的过江条件。这不能不归功于默默无闻地卧在水底的筏形基础！它使桥梁在浪急水深的洛阳江口扎了根。筏形基础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大硕果，是中国桥工对世界建桥技术的杰出贡献。
又如桥梁泄洪问题的解决，同样显示了中国古代桥梁建设者自觉的创新精神。桥梁的牢固不只取决于基础，而且还必须解决水的问题。水，在平时一派温柔，我们用它来比喻情感的亲切与柔和，常说“柔情似水”。然而，当水汇集成洪流，而且必然要往低处奔涌，其产生的力量，却有“来似雷霆放震怒”的狂暴和无情，人们又把它跟猛兽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洪水猛兽”。许多桥梁正是在洪水的冲击下倾圮。因此，善知水情就成为桥梁建设中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漫长的桥梁建设史上，桥工们不断摸索，逐渐悟出了内在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对水的了解不断加深，在建造桥梁时也就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桥墩迎着洪水，受着冲刷，如中流砥柱，搏击水流。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桥梁建设者所作出的贡献，同样是不同凡响的。
如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从桥型选择、桥体设计等各个方面，都充分注意到水畅其流的要求。根据有关书籍记载，?河水一年中涨落十分显著，每逢夏秋，“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瓯而下，势不可遏”。如果建造多跨木、石梁桥，是很难适应河流的泄洪要求的。因此，梁桥的安全就很难保证。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以李春为代表的桥梁建筑大师创造性地选用了单跨圆弧形坦拱为基本桥型。采用单跨而不是联拱，使河道中间没有桥墩阻挡水流；坦拱跨径大，可以让两岸的桥台尽量紧贴河岸，而不会像半圆拱之类桥台向河道中央伸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洪水预先留下了足够宽敞的通道，让它有路可走，不会再和桥梁发生冲突。为以防万一，桥的大拱两肩还各设两个小拱，把拱桥从实腹式改为敞腹式，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样做不仅节约了材料，减轻了桥的自重，而且还为溢洪布置了又一道防线。这四个小拱犹如抗洪大军的四支奇兵，唐朝张嘉贞在《安济桥铭》中说：建四小拱“盖以杀怒水之荡突”。事实上，它们确实保证了夏秋季节洪水的顺利下泄。
中国古代桥梁建设过程中为战胜水患，人们创造出了许多新招奇招。例如，为减轻水流对桥墩的局部冲刷，在墩形的设计上采取改善桥墩迎水面的形状的做法来提高排水能力，保证桥梁的安全。如中外闻名的芦沟桥，在永定河上安卧了800多年，同样有赖于它在排洪、破冰上的有效措施。民间传说芦沟桥上装有斩龙剑，说每当大雨时节，永定河上游有10条恶龙，张牙舞爪，直向桥拱扑来，善良的人们都为大桥的安危捏了一把汗。但恶龙一到桥下，不但无法肆虐，而且立即化为乌有，洪水也驯服地从桥孔中流过。于是，人们都以为芦沟桥上斩龙剑发挥了巨大威力。其实，制服洪水的“分水剑”就是芦沟桥桥墩的特殊设施，是桥梁建设者实实在在的创造，这才是抗洪排水真正的“法宝”。原来，永定河自怀柔以下，经过高山峡谷，水流特别急。在春夏之交的三、四月，上游冰雪消融，河水骤涨，河面上又有大量冰块，乘着水势向桥墩恶狠狠地撞来。如果按一般常规设计桥墩，芦沟桥就可能常遭厄运。为此，从建桥实践中掌握了战胜水患窍门的桥工们，对桥墩作了不同寻常的处理：首先加大桥墩体量，做得比一般石拱桥的桥墩大好多，长度起码有4.5米，最长的达到了5.2米，各墩的宽度在6.5?7.9米之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厚墩联拱桥。其次，桥墩的造型前尖后方，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在拱券券脚的凤凰台上，砌起6层厚度共有1.82米的石板层，石代工程学上叫“压面石”，以增加分水尖的压重，起着保护拱脚不被流冰冲坏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分水尖上装有一根长26厘米的三角形铁柱，铁柱的尖角正对上游洪水冲来的方向。这样，厚重的桥墩，锐利而牢固的分水尖化解了洪水的冲击力，使整个桥身免遭水流的猛烈冲撞，不至于产生危险。
二、生动的审美表现
中国桥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趋向完美，里面包含了历代桥梁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坚持不懈地探索一切跟建桥有关的大自然的奥秘，在桥梁科学的研究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茅以升先生曾经十分自豪地谈到中国桥梁的美，他说，一座桥梁“如果强度最高而用料用钱都是最省的，它就必然是最美的，那里没有多余的赘瘤，而处处平衡。这样的桥就与自然界谐和了，就像秦少游词所说的‘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这就是说，中国桥梁的美来自科学的理性、高超的技术和浪漫的艺术想象。这正好是桥梁美的三个基本要素：科学美、技术美和艺术美。
桥梁的科学美；就是人们在建桥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这是桥梁建设成败、美丑的前提。人类正是在同激流、泥沙和各种建材打交道的过程中，才不断地找到了驾驭它们的方法，让这些自然因素服从人的意志。这种自由境界的达到，必须经过科学研究这一途径，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界的掌握以及人在精神上的满足，就是由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引起的。
桥梁的技术美，就是指人们在动手劳作的过程中，把自然界原有的材料，或者人工合成的材料，按照事先的构思去建成横跨江河的空中坦途。这是对具体物质的征服和支配，因此在确定的物质性中洋溢着功利的色彩，让车辆行人自由自在地跨越河流的阻隔。同时，在桥梁这一人类改造自然的现实作品面前，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本领，那种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第二自然”的愿望，经过双手的劳动，终于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组成部分??建造力的实现，当然会让劳动者本人乃至全人类都感到由衷的喜悦。
而桥梁的艺术美，是指人们在建桥的过程中，除了要有洞幽烛微、条分缕析的探究能力和移山填海、伐木劈石的建造能力之外，还要有丰富、生动的想象能力。只有先在创造者的头脑里有美好的构思，才能在动手加工时把它变为美的现实。因此，奇特新颖的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先驱，那些看上去似天马行空、荒诞不经的幻想，却是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制作的催化剂。可见，桥梁的艺术美，与那些属于纯粹观念形态的艺术品的美，是有所不同的，它以科学美为基础，以技术美为中介，在物质功利的制约中表现着心灵的自由。因此，桥梁的外在造型蕴涵着科学的智慧和技术的机巧，它是桥梁各种审美要素的载体，是以社会功利为基础的群体情感的形象显现。这里，我们想通过对中国主要桥式在造型上的审美分析，去透视一下积淀在其中的丰富的美学内涵，在欣赏千姿百态的桥梁整体形象的基础
上，去领略它们的独特魅力。
从造型的特征来看，梁桥是以直线为最基本的构成因素。无论在桥梁的材料、结构、体量上有多大变化，古今梁桥都是以坚实的桥桩或桥墩立于水中，并靠它们承托起梁体。如果我们把桥桩与桥墩的实体性和多种细节忽略不顾，或者说把它们原有的“体”的特征暂时加以淡化，作一点抽象而看作“线”的话，那么，矗立在水中的桥桩或桥墩都可以看作是垂直线，而平铺其上的梁体也完全可以看成水平线。桥梁史和大量的实物都告诉我们，梁桥最基本的构成就是由直立的墩、柱和平直舒展的桥面相互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说，垂直线与水平线的组合，是梁桥最基本的构图特征。这横竖相接的线条组合似乎有点过于简单了，其实不然，里面却包含着丰富的力学原理和心理因素，而这正是梁桥造型美的特征。
从线条本身来看，直线是两个点之间距离最短的连接，虽然它缺少变化，也没有装饰性，但是它的简捷明快却包含着力的传递最直接最迅速的优点；从空间构成来看，直线的组合形状最明确最肯定。那么，主要是由直线构成的梁桥，虽然与多数桥梁一样，在平面上是用直线把此岸和彼岸连接起来，但是，它和拱桥、索桥不同，从立面来看整个桥梁，同样也是一条平展展的水平线，而拱桥一般是向上凸起的圆弧形，索桥则与拱桥相反，呈中间下垂的弧线，它们都不是直线。由于桥梁最根本的用途就是沟通两岸，作为空中坦途最标准的形式，呈水平线的梁桥以最短的距离连接两岸，车辆行人就能以最短的时间过桥，而且由于它是一条水平线，又能使过桥者处于最省力的状态。因此，这一点正引起桥梁科学家的普遍重视，并且把这一优点推广到其它桥型上，让各种不同桥式的桥面尽量以水平线出现。这样做不但提高了运输能力和桥梁使用寿命，而且使现代桥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线条的力学特征是和它的美学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直线的坚挺有力虽然因为缺乏变化在审美上有单调的欠缺，但它却有另外一种美。从梁桥的柱和墩来说，以垂直线为基本特征的线条，确实没有曲线的柔和与优雅；但刚劲有力就使它们具有挺拔锐利的美学意味。
拱桥，尤其是石拱桥的建造，为古代中国的建筑赢得了声誉，至今仍为世界土木工程界所重视。由于技术上的成熟和进步，石拱桥的数量在中国古桥中占到一半。石拱桥之所以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当然是它在实用功能上的出色变现，但是，拱桥的曲线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拱桥的建筑材料虽然有石、砖、竹、木，但以石拱桥最为常见。而木拱桥则在由梁桥向拱桥的转型期，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这就是在桥梁结构形式上由伸臂梁桥经叠梁拱桥最终发展为完全的拱桥的全过程；从结构上来看，是由梁桥以线的跨越为主向拱桥以块的堆砌的转变；从造型上来看，这几种桥型自有不同的特点，但却表现为由直线的基本形式向曲线的整体构成转化的发展趋势。
伸臂梁桥最早都是用木材建成的，它利用木材的长度，在桥台上横直相间，朝河的一边层层挑出，使用的木材一层比一层长，每叠挑出的那部分就越逼近河心。当两岸桥台相对伸出的部分靠得很近时，再在它们的上面安放短梁。从造型的特点来看，虽然每排木材本身仍然可以看作比较规范的直线，但它的整体轮廓已跟一般的梁桥不一样了。它在层层挑出的那部分整体组合中，形成了较为粗放的弧线。当然，这种外在形状的变化只是表面的，因为桥梁内部重力传递的途径，已经通过局部的直线的互相交接，在整体上表现为一条弧形的虚线了。当然，短梁部分依旧是直线，只是由于它比较短，在桥梁整体中就无法处于支配地位了。因此，可以说伸臂梁桥的构成特点就是直线向曲线的转变和过渡，是由木材以现实的直线，在层层挑出的过程中形成的倒阶梯形轮廓的弧形转化，尽管这条弧线还是虚的，但它却代表了桥梁造型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真正的石拱桥是以曲线为最主要的造型要素。曲线在视觉美学上被看作最优美的线条，它不象直线那样刚劲有力，但却比直线富于变化，它能表现事物的活力和动势，具有很高的生动性。因此，石拱桥的曲线也就富有流动的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每一座拱桥常常是几条曲线的复合，大凡成功的作品都是以和谐的曲线群表现出美的空间形态。这些线条中最显著的是拱券和桥面这一组曲线，由于石拱桥的桥台一般都很坚固，以便承受住石拱的推力，这就需要桥台不同程度地伸进水中，而桥面与堤岸道路连接处总要比桥台外沿要向岸边离得近一些。这样，作为两个桥台的连线，无论拱券的弧度多么小，它总是比不上两岸之间的连线??桥面曲线的长度，也就是说，桥面曲线总是要比拱券曲线长一些。这样，两条相似（都是曲线）而不相同（弧度、长度有差别）的线条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组复合线条，在统一中存在着差异，在多样中呈现着统一，既有整体的和谐，又有个体的生动。这使得石拱桥的基本造型从整体上看确实使人十分悦目。
三、丰富的人文积淀
桥梁建设是由不同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相互融合、渗透的创造活动，科学、技术使得建桥活动能够在驾驭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展开，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人类展现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情感和想象的必由之路，因此，建造活动就必然向艺术创造升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桥梁建造不但通过整体造型的审美追求去体现它的艺术品位，同时还注重细节的审美化处理，让人们获得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外在形象。除此之外，在桥梁的装饰、环境的美化、桥名的标示等环节中，人们还采用各种艺术手段，使桥梁臻于完美的境界。
运用艺术手段美化桥梁形象，最重要的或许就是雕塑了。雕塑的造型手段在桥梁构造中最有施展本事的机会，圆雕以三维空间为媒介，能够适应桥梁空间特点，在望柱、抱鼓石、桥头堡等四围临空的桥梁构件上，都十分适宜。浮雕在栏板、拱冠石等板块实体上大有用武之地。栩栩如生的形象，精雕细刻的技艺，使桥梁在供人通行的同时，还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实用要求和精神愉悦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统一。
中国古代桥梁常常选用吉祥的动物和植物为雕塑原型。最常见的是龙和狮子。赵州桥的龙在桥梁雕塑中享有盛名，不但数量多，栏杆花板、望柱、拱冠石等都是龙的形象，而且在造型上也各尽其妙，难怪人们赞美赵州桥是“碧玉环中过绿水，苍龙宫里行车马”，其雕塑艺术具有很高的造诣，历来为中外人士称道。芦沟桥的狮子同样是桥梁雕塑中的极品，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石桥中独占鳌头的。另一座有大量石狮雕刻的是浙江建德新安江镇的白沙大桥，桥栏望柱上配有姿态各异的石狮260只，形象传神，雕刻精细，可以与芦沟桥相媲美。更值得一提的是，桥头还有成对雄狮盘踞。高达2米多的大石狮，气势轩昂，体态活泼可爱，状似含笑迎人，给整座桥梁增添了雄壮的气派和热情的氛围。
用龙和狮来装饰桥梁，最早是出于“厌胜”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力大无穷的神兽来为人们镇住水族中的精怪，石头的灵物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后来，这类想法慢慢被科学技术的发展冲淡，而石雕形象的威武雄浑，神气灵动，既使人们对自己亲手建成的桥梁，更容易产生一种特别的喜爱之情，生动的艺术也有助于改变技术产品平实硬直的外观形式，从整体上提高桥梁的审美价值。于是，尽管以神兽为主题的桥梁雕刻在社会进步中早已退出巫术礼仪的历史舞台，但却逐渐转化为桥梁装饰艺术的重要角色，继续保持着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以手工生产方式建造的古代石桥中，这种状况表现得格外突出。
中国桥梁还运用语言艺术来提升自身的文化层次，这主要包括题名和碑文两个方面。前者是用语言的巨大表现力，表达人们对桥梁的思想感情，起到扩大桥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拓展桥梁艺术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后者常常通过对建桥过程的回顾、有功人员的褒扬、桥梁新貌的描绘和效益的介绍，既有高度的史学价值，又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动记录，可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桥梁的历史和建造者的功绩。而碑文的精炼、明晰等文学之美，又成为桥梁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西方桥梁在题名时更多地讲究科学性不一样，中国桥梁题名一般不采取直接用里程标记，也不用某条道路上桥梁的序数词作桥名，更多的是使用诗化的语言，取上一个琅琅上口的美名。这是因为中国人重视事物的命名，“名不正言不顺”的古训，可谓深入人心。而且作为诗的国度，又有可以独立使用、灵活组合而内涵丰富的汉字文化，因此，中国桥梁的题名总是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气息，包涵着深邃的文化意蕴。
在桥梁题名的手法上，普通桥梁常用地理名称移作桥名，如用村庄、河流和道路的名称来称呼桥梁：如杨家桥、钱塘江桥、东门路桥等等。而一些上乘的桥名，则是采用特定的艺术手法来确定的。这些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讴歌桥梁功用，重点在于表扬桥梁的通达作用，讴歌这一战胜水流的建筑工程。 因此，称为“通济”、“通洲”、“安济”、“灭渡”、“登瀛”，都是用一个动词和一个表示水域的名词组合而成的，这一动宾结构表示着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获得了支配这一水面的主动权，而桥梁就是这一成就的物质显现。这类桥名通常都用两个字构成，虽然字面简洁明了，但是所包容的思想哲理却是博大深刻，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体认，可以起到欣赏自己的创造成就，进一步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所以为人们乐于采用。
第二是赞美桥梁形象，通过桥梁这一人工建造物的体量、长途、外形、材料上的奇特壮丽，在揭示其物质特征的基础上，去实现欢呼人的作为的目的。这一手法与第一种有相似之处，就是以桥梁建设的成就去反观人类实践的意义，但也有不同之处，第一种是从桥梁功用的褒扬着手，第二种是从桥梁形象的描绘出发。前者重内容，后者重形式。在语言艺术上，前者较为规范，后者则更灵活。它只要抓住桥梁的形象特征，可以用一个字题名，如“虹桥”、“长桥”、“花桥”、“画桥”、“金桥”，等等。也可用两个字，如“垂虹桥”、“万年桥”(意为坚固无比，万年可用)、“宝带桥”、“万里桥”，等等。
第三是记载与桥有关的奇闻趣事，以引起人们对桥梁的兴趣，达到扩大桥梁社会影响的目的。这类桥名，有的与建桥事迹有关，是对有贡献的人和事的表彰，如湖北孝感的“绩麻桥”，传说是由居住在这一带的民女，把绩麻所得的收入，捐献出来建造的；“夫妇桥”，就是四川灌县的竹索桥，清代何先德开始建造，桥未成而身先死，他的妻子继承丈夫遗志，最终把桥建成；贵州平越的葛镜桥，是明代万历年间富绅葛镜捐资兴建， “屡为水决，三建乃成，靡金巨万，悉罄家资”。人们用他的，姓名来命名桥梁，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第四是抒发思想感情，以情名桥，桥情交融，常常更具诗的意境美。如西安灞桥又叫“销魂桥”，是指东汉时人们送客到桥边，折柳赠别，别离之情，涌上心头，情绪恍惚，似有销魂之状。桥名道出别情的深厚，可说别具一格。杭州西湖有“断桥”，有人说是因“段家桥”转音而来，我看未必如此。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用“断”字称呼桥梁，是十分忌讳的，人们不会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来对待桥梁。更有可能的是受了民间传说《白蛇传》中白素贞与许仙，在桥上恩义将断未断这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的影响，用一“断”字采感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时各自飞”的悲剧境遇，抒发人情莫测的悲欢情怀。这大概是失意文人的创造，虽然与桥梁题名的一般规则相违背，但偶尔为之，也有剑走偏锋、出奇制胜的效果。
语言艺术还通过桥梁碑记来充实桥梁建设的精神内涵。这种碑记常为简练的叙事散文，内容大多包括建桥的缘起，开工和竣工的时间，中间所遇到的重大困难及解决办法，主持工程的官员和出钱出力较多的有功人员，以及桥梁建成后的壮丽景象和造福社会的实际功效。碑记是桥梁建造史的原始文献，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社会实践的实录。因此，虽有赞美之词、喜悦之情，但大多是以比较真实的态度，严肃的文字去颂扬桥梁建造者的功绩。下面是宋代泉州太守蔡襄撰写的《万安桥记》，可以说是桥梁碑文的代表作，因篇幅很短，全文抄录在这里，看看它在语言艺术、篇章结构上的特色和作者的高尚人格。全文如下：
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佑五年四月庚寅，以嘉佑四年十二月辛未讫工。累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二千六百尺，广长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数而两之。摩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咸，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燕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还京，道由是出。因记所作，勒于岸左。
这段文字言简意明，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材料翔实，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得十分完备，数字确凿具体，过程交代清晰。作为工程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人，只字未谈个人的劳绩，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记事散文，虽短小却能使路人了解桥梁建设的历史过程，能够为桥梁形象的观赏提供更全面的背景材料，帮助人们更深入地把握桥梁的审美意蕴。
跟语言艺术结合在一起，在桥梁美化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则是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用特定的书写工具，通过线条的流转飘逸、结构的疏密有致，笔墨的浓淡变化，去表现特定的情感。这是以书艺的技术美为基础，以形式的意味为载体，从书写的实用性中升华出来的艺术样式。它通过对具有意义的文字的书写，去产生另一层次的字体形象之美。中国桥梁不但要有美好的名字和简明的介绍来渲染自身，而且还要把它们镌刻在石头上，或者把这种刻石砌筑到桥上，或者竖立桥头，供人诵读。这就首先要求有较高层次的书法家去写成高妙的书法艺术作品，然后才能请石工镌刻。
从上述桥梁中的艺术因素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观念形态的纯艺术在和具有实用功利内容的建筑艺术的结合之中，互相烘托，相得益彰。物质的实用功能与精神的意识作用，共同促使中国桥梁成为重要的人文景观，在这里，艺术因素直接成为桥梁审美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古代桥梁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结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内容。它包涵着中华民族努力掌握自然奥秘的探究能力，体现了先民们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凝聚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在科学技术、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创造成就。正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必须得到科学的保护和承传。笔者坚信：中国古代桥梁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合理愿望的实现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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