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得不提到近代白话文鼻祖，鲁迅与胡适。他们是超越了文化范畴的“世界人”。
鲁迅和胡适这两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做出罕见功绩的文化巨匠，无论在性格，或是在思想、人生道路方面都各不相同。但在二者之间，至少在如下两点上是一致的。第一，他们两人都是超越了文化范畴的“世界人”；第二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二人都是近代中国白话文的鼻祖。
胡适与鲁迅不同的是，并没有在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东洋留学，而是在西洋新生共和国美国的西方文明海洋中，度过了他的青春年华。胡适在美国和美国学生一起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化教育，发现了中国文言文存在的致命缺陷:无法如实表现事物原貌。胡适认识到，以汉朝以来的古汉语和语法为基础的文言文，虽然在传统形式上的修辞、辞藻方面具有很强的表现性，但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传达、表现方式以及功能方面，却十分脆弱。
胡适发现，要想变成一个国民国家，就应该像美国的近代英语体系一样需要一种言文一致的口语文。于是，他开始援引欧美的进化论，提倡改变中，国的传统文言文，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即新的国语形式。颠覆“士大夫阶层=文言文，平民阶层=白话文（即口语）”这一传统语言价值结构，使其进化为一种新的口语形式，即国语——这是青年胡适史无前例的大胆构想。
胡适于1916年执笔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第二年的《新青年》杂志上。这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此后，1918年5月，鲁迅创作的中国近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从此开始，中国的近代“中国语”（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体系）正式诞生了。
同时受到1913年日本的国语改革影响，教育部废止了作为文言文士大夫语言传统之象征的科举制度，随后召开了读音统一会议，试图以北京话为基础，制定汉语标准。如果没有胡适和鲁迅的理论指导，近代中国语的诞生显然会大大推迟。1920年，胡适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以实践自己的白话理论。鲁迅的白话文实践，事实上早在日本语的影响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