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定都比较好奇,古人的讲话方式。现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古文,基本上全部都是文言文,如果对文言文不够特别了解,可能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很多时候都会解释出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文言文难道就真的是古人正常的讲话方式吗?古人平常说话到底用的是什么,难道真的都是像古书上记载的那些之乎者也一样地交流吗?
文言文的原意不是古代的语言文字,而是正规和书面场合使用的语言文字。
正因为如此,自先秦至当代,适合文言使用的范畴,如法律和政府行政命令、比较雅驯的书函和学术著作,实际上使用的还是文言文,只是减少了之乎者也的使用(但也比白话文用得多得多,比如之这个字在白话和口语中几乎已经不用了,而上述使用场合即便当代文字也不难看到这个字)。
今天我们常见的各种文书,其实仍然普遍使用浅近一点的文言文来书写,有些特别讲究的文字,如前些日子媒体刊登的、关于处理某违纪官员的全不落实、处处违反,和诸如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等指示文件,所使用的其实就是文言,只是尽量减少了文言虚词的使用,这个是和五四后的潮流一脉相承的。当前中国中小学教育加大文言比例,做法虽然可以商榷,但其初衷并非恢复死的语言,而是增加人们对这种活的、但适用范围局限于正规和书面场合的语言之掌握、了解和应用能力。
和文言文相对的则是白话文,而不是现代文,白话文历朝历代变化很大,地域差别也大,而不像文言文变化相对不大。《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同伴所说伙颐,涉之为王也沉沉哉,到了南北朝时不加注释就看不懂了,且这种楚地土白在当时的关中人听来也宛如外语,而项羽那句文言化的彼可取而代之即便不加任何注释,今天的中国人也一看就懂。距今两千多年的文言语录《论语》并不难懂,但距今不过百年的吴语白话小说《海上花列传》你们试试读一下看?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其目的主要是杜绝文言文在不适合的白话场合滥用,以及推动文言文表达更大众化,当然,在特定的时代有矫枉过正之嫌,文言文在其特定的、适合的范围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强大生命力。
正因为文言文是文言,因此即便古人说话(白话)也不是这样,而是用古代的白话文,期间的区别么,不妨去看看小说吧——同样是清代前期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用了标准文言,《聊斋志异》用了通俗文言,《儿女英雄传》用了白话,三者的区别一目了然。
古人说话,一定不是文言文。我个人感觉,之所以会出现文言文,一个方面是文化人显得比老百姓有身份,另一个方面是文言文比较简洁,过去在竹子上刻字很麻烦,尽可能少刻字,所以文言文生命力很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古代人说话不是文言文。
汉成帝刘骜四十多岁了,还没儿子,当时与他血缘关系最近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弟弟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刘兴,另一个是侄子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欣,他打算从两人中选一个继承帝位。
前9年,刘兴和刘欣到长安朝见。刘兴只带了亲王师傅,而刘欣则把亲王师傅、封国宰相和中尉(宰相主行政,中尉主军政)都带来了。成帝刘骜就问刘欣,带这么多高官过来干嘛。刘欣从容回答,大汉法令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由封国中官秩在二千石的官员陪同,而师傅、国相和中尉都是二千石的官员,因此带来。刘骜觉得刘欣回答很得体,就有心再考一考他,让他背诵《诗经》,结果,刘欣不但当当当背得很熟,而且解释得也头头是道。刘骜心下甚喜。
可见,汉代人如果没有人解释,连《诗经》都看不懂,实际上,《诗经》在文言文里还是相对简单的。这个小故事可以反映出,古代人的口语和文字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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