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4-20
内容提要 政学会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别， 并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影响。政学会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表现； 它所展开的政治活动， 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重要政治参与， 其在民初国会中的一系列作为， 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 政学会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北京民国政府 政治变迁
政学会是由民国元年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 声称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政治主张包括： (1) 对于政权取恬静主义； (2) 对于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3) 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 (4) 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 (5) 对于会务取公开主义； (6) 对于会员取平等主义。政学会成员“百分之九十多是两院议员或由议员而入政府者”，因而在国会、政府中的主张与活动， 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1913 年10 月16 日由国民党内稳健派国会议员张耀曾等人受托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这部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完成，故又称《天坛宪法草案》。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 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 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1 月10日宪法审议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自行解散。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 1916 年9 月北京宪法会议重新举行， 逐条审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各派政见不一， 常常围绕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论争。对于省制、定孔教为国教、国会体制等议题， 政学会都发表主张并为之奔走。
省制问题， 主要是如何处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对此， 国会中的研究系和商榷会争论激烈， 主要焦点问题为省制是否入宪、省长应否民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反对限制中央集权和加强地方权限。商榷会则力主将省制写入宪法， 实行省长民选， 其实质是要实行地方自治， 加强省议会与国会权力， 限制北洋势力的集权统治。10 月20 日宪法审议会讨论省制入宪问题。研究系议员汤化龙认为， 省制入宪会引发争端，“不但省制加入宪法一层成问题，且会累及宪法难成”。商榷会议员韩玉辰予以反驳。12 月4 日已是政学会议员的韩玉辰就省制问题提出4 项方案： 除省长任免问题无庸规定外， 地方制度大纲加入宪法； 宪法公布后， 以制宪手续制定地方制度； 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免，加入宪法地方制度大纲； 省长由民选， 加入宪法地方制度大纲， 但表决没有通过。政学会、商榷会与研究系为此争执不休。为打破僵局， 政学会代表积极联络其他政团， 提出3 点解决办法： 严守中立；院内冲突之际， 应由院内依法解决； 两院常会及宪法审议会宜维持开会。由于政学会的调解， 各政团代表开始协商省制大纲。政学会还与其他政团协商拟出地方制度的16 条草案， 但每当宪法会议审议时， 反对派议员不断提出修正案， 致使地方制度的具体内容没有获得通过。这样， 省制问题前后共经过9 次讨论， 最终仅以标题形式列入宪法。尽管省制问题是以标题通过， 但政学会限制集权、维护共和政体的分权主张， 体现了其追求中国政治走上宪政轨道和议会政治的意图。
政学会在这一时期的又一重大活动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主张定孔教为国教本是康有为所倡， 张勋也曾联合各省督军致电北京政府拥护这一主张。1917 年初国会审议宪法第19 条时， 研究系议员再次提出定孔教为国教。政学会为此举行讨论会，该会主席亦是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发表演说， 一方面对宪法作进一步说明， 提出“宪法之为物， 各国不同， 各有其与国俱存之特殊精神贯注于字里行间”，“宪法非学理的而为历史的，半属法律又半属政治”； 另一方面阐释孔子的伟大，“孔子集先圣之大成”，“实超耶、沸(佛) 而上之， 故其性格功业非第为东洋伟人， 而实古今之世界伟人”， 孔子可谓为“历史信仰之重心”、“国民性之主要成分”、“中华文化之主宰”。但他认为“孔子非宗教家，不宜定为国教”， 主张“维持
宪法草案原案”， 并得到了会内议员的一致赞同。由于政学会议员与其他议员的共同努力及社会的广泛呼吁， 2 月20 日宪法审议会上“国教案”被否决。民初建立共和政体后， 即实行两院制。由于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利益纷争，导致政治上的明显分歧。研究系主张改两院制为一院制，“实质是想缩小国会权限以迎合段祺瑞专制的需要”。政学会认为， 从理论上说， 两院制与一院制皆有可行的逻辑性，但政治上的事实未必都与逻辑上的结果相符，“主两院制者， 其精要所关， 在防止国会专横与立法轻率二点”。从实践来看， 我国实行的两院制并无任何毛病发生， 相反实行一院制的国家，“事实无不失败也”，世界各大国无不实行两院制， 因此主张“从世界多数而采两院制”，并多次协商相关政团取得一致。
这一时期， 政学会还主张改组参议院， 目的是“务求参议院之分子， 稍含保守之性质”， 具体办法是：参议员之资格，必设年龄较高之限制(至少必满三十五岁) ； 须别设互选团体选出之议员，如退职、特任文武官及法定学问团体之类； 依现时选举法选出之议员宜减其数； 上院议员总额以一百五六十人为限。政学会希望参议院网罗各方面人才，“使国内各特团体之分子，悉以其意见表现于国会”， 从而扩大参议院代表的广泛性和影响力。政学会关于两院制的主张及其活动， 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分权思想。因为， 当时的权力掌握在实行专制的段祺瑞之手，实行分权主义， 有利于扼制北洋势力的集权政治， 对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为免遭战火波及， 北京政府奉行中立政策。1917 年2 月3 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照会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围绕对德问题， 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由此展开角逐。对此国家要事，政学会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概言之， 其上层及入阁者多取支持态度， 但多数会员坚持获得民意后由国会裁定。最终因后者占多数，政学会选择了反对参战的立场。
是时， 无论是政府阁员还是地方大员， 政学会均有重要人物入选， 府院也颇重视该会对德问题的态度。2 月7 日政学会重要成员李根源赴任陕西省长前， 黎元洪设宴送行，“垂询对德宣战案”。李根源说：“当兹大势所趋，为自身国际地位计， 惟有断然宣战”。对此，“黎公颇首肯， 惟曰孙先生有反对宣战通电”，李根源主张“派人赴沪疏解”。2 月11 日政学会开会表决，“对于此次对德外交一致赞助政府”，但同时认为中国外交失败的“最大之弱点可一言以蔽之曰无后援”，因此决定组织外交后援会， 派韩玉辰和李肇甫与其他政团协商。12 日各政团决定共组外交后援会，次日即通过组织办法。
25 日外交后援会成立，“会中所有人物以议员为限？？会中所有主张，闻纯以政府所定之方针为趋向， 只尽协助之力， 不加非难之语”bp。显然， 政学会组织外交后援会不仅体现了其自身的政治立场，还试图结集更多的政治力量以支持政府的对德外交。
起初， 府、院均主张对德绝交， 但出发点不一。黎元洪是为迎合美国， 以使今后个人更多得到美国的支持。段祺瑞是为迎合日本，意在得到日本的援助以扩充自己实力。因此， 美国发现日本与段祺瑞的图谋后， 反对中国对德绝交和参战，国务卿兰辛要求芮恩施致电中国表示：“美国政府极感激中国的动向，但他不愿因此而使中国卷入战争的危险”， 黎元洪向来唯英美马首是瞻， 且也畏段祺瑞“假公济私”， 遂由赞同转向反对。但他并不直接表明态度， 认为对德外交“系关国家生死关头”，政府“应先与代表国民之国会协议”， 国会与政府若主张一致，“彼必不反对”。他还强调“今次之大战争，实为国家与国家之战争”， 主张“此事之真正决断必出之于人民”。黎元洪的主张看起来是要反映民意、发挥国会的作用，真正目的是借助国会之力制约政府。3 月4 日段祺瑞率阁员至总统府，请黎元洪核准对德绝交电文并盖印， 黎元洪要求增加“倘国民反对即作为无效”的内容， 段祺瑞则以“各国亟亟欲我表明态度”为由， 认为难以修正， 黎元洪坚持“不修正则不能发”，段祺瑞负气“拂袖退出”， 下午即辞职赴津。当日， 政学会召开会员总会讨论外交， 主张加入协约国和对德绝交，“适段辞职赴津之信至， 议决主挽留段”， 同时访晤黎元洪，主张维持段内阁。由于政学会的斡旋及与其他政团的一致努力， 黎元洪答应让步条件， 段祺瑞6 日晚返京复职。
在此过程中， 政学会的两位阁员也支持对德绝交。张耀曾指出：“中国当与英、俄、法、意、日五国取同一态度。”谷钟秀认为：“如不绝交，恐受人强迫， 体面亦失， 今日姑决定绝交， 来日之事， 容来日讨论之。” 由于二人是政学会的领袖，其意见对国会中的政学会议员颇有影响。参、众两院开会前，政学会均发表通告，宣称政府对德方针， 本会议决赞同，“顷闻政府定期明日赴院报告并征求国会意见”，“务恳届时拨冗出席， 查照本会先后两次议决， 一致主张”。由于政学会持赞同立场，又极力鼓动两院中的本会议员出席议会并投赞同票， 因而两院开会表决均以多数票通过对德绝交案， 显示了政学会在对德外交问题上的“举足轻重之势”。对德绝交案通过后，接下来便是宣战问题。对此， 政学会内部的意见再现分歧。一些会员认为， 对德宣战“实国家安危所系之大问题”， 主张“政府方面应注意民意”， 对德宣战案“若交到国会则望其可以通过，否则认为国家之不幸”。因此，他们希望政府慎重考虑对德宣战问题，“勿以此为政争之具，否则有莫大危险”。这颇引起政府的重视，“故政府亟于疏通”。5 月3 日段祺瑞以晚餐形式邀请政学会的议员， 说明宣战有“二不得已， 二不必虑，二希望”。政学会议员李肇甫说， 该会尚未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具体的意见此时无从陈述”， 但此事是“自有中国以来第一重大事件， 关系国家兴衰存亡”， 对德宣战案向国会提交“必须盼其顺畅进行”，“苟尚无把握，无宁暂缓”， 希望总理能就议员反对或怀疑之处作明确解释，“斯为立宪的政府应尽之责任”， 对民间舆论竭诚疏通，“俾收举国一致之效”。5 月6 日段祺瑞特邀政学会李述膺、杨永泰等晤谈， 解答了“外间疑团”，“惟言及有人主张不信任则未答”。李述膺、杨永泰等再次声称“此事因关系重大，故未议决”，继续奉劝段祺瑞“先求全国人民释疑”。这些意见， 集中体现了政学会对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的政治主张， 即“不事对立”、“不走极端”。是时， 政学会多次召开会员总会讨论对德宣战，争论非常激烈， 意见很难统一。5 日晚开会，“议对德宣战态度， 赞否未决”； 7 日晚再开会， 到会者八十余人， 发言者二十余人之多，“辩论之激越， 为从来所无”，“赞否未表决”； 9 日晚继续召开协议会，赞成与反对两派就对德宣战问题论战约4 小时，“谷钟秀、张耀曾交起说明不得已宣战之理由， 力图融洽反对者之意见，然终无效， 其后票决， 赞否之结果以数人之差， 终归反对派之胜利”。本来“政府方面有一线之希望者在政学会”， 政学会最终取反对参战立场， 使段内阁“遂愈陷于穷境”。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 5 月10 日众议院审查对德宣战案， 段祺瑞导演了让“请愿团”散发传单、“公民团”包围国会的事件， 压迫国会通过宣战案。针对段祺瑞的这一行为，政学会阁员甚为愤慨， 指出“围绕议会， 压迫议员， 殊非立宪的行动”。次日， 谷钟秀、张耀曾提出辞职。谷钟秀在辞呈中称“此等现象， 殊非立宪国家所应有”， 认为“外交问题必因此益增反感，而国内更将责难于政府”。他们还催促政府“速办免职令， 还我自由身”， 其他阁员也纷纷递交辞呈。5 月19 日众议院表决暂缓讨论宣战案， 三分之二议员赞成先改组内阁，“实际已构成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因此， 段祺瑞的武力手段非但没能使国会通过宣战案，反而导致内阁成员辞职和国会对政府的不信任， 5 月23 日段祺瑞被免职，实是弄巧成拙。
三
政学会是由民国元年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重要派别， 但与之已有较大不同。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派别， 政学会成立之初就极力在国会和政府中就一些重大的政治、外交问题提出主张、开展活动，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造意识， 为民初政坛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政治派别的赞同和支持， 进而推动和影响了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政学会围绕省制、定孔教为国教、国会体制等提出的主张及活动， 体现了反对集权和强调“权力制衡”的思想倾向，追求的是分权主义议会政治的道路，表明政学会继承了民国元年国民党的自由派传统。分权主义的议会政治道路， 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实现自身价值， 推行政治纲领以及最少风险公开行动的最佳选择。因为，走分权主义的议会政治道路， 可以通过议会立法的民意化， 使自己的纲领变成当权者的主张； 通过行政手段的法治化， 使自己虽不居其位， 但得行其是； 通过议会政治分权原则的司法独立化，可以避免和其他政治势力在发生利益分歧时正面对抗； 通过宪法规定有任期限制的首长对军队的统率权， 避免个人私有军队， 而使军队国家化。
围绕对德参战问题， 政学会的主张及活动直接影响了国会能否通过对德绝交与宣战案， 由于其对内阁的支持和积极斡旋，段祺瑞辞职赴津后又返京复职； 其阁员的辞职又引发政府危机和段内阁的垮台， 由此可见政学会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颇有重要影响。政学会最终取反对参战的立场， 实因其以岑春煊出任四川督军作为帮助政府通过宣战案的交换条件遭到段祺瑞的毅然拒绝，即是说政学会“借机扩充本派势力的条件未能得到段的同意”。他们的打算是，“拥戴岑春煊为领袖， 谋取地方实权， 以求将来发展”。因此， 以岑春煊督川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可见，获得实际政治权力始终是政学会极力追求的目的， 无论在国会还是在内阁都是如此， 而对德外交恰好为政学会寻求发展提供了机会。政学会一度支持段祺瑞政府对德绝交， 是因为段祺瑞内阁中政学会有两名阁员，同时祺瑞段拥有北洋军事实力， 若能借助必有利于实现其政治目的。但面对段祺瑞的暴力举动， 政学会认为是“玷及政府， 耻在历史”的事件， 是对北京民国政府分权主义议会政治的破坏，因此选择与其分道扬镳。而黎元洪提出对德宣战与否， 政府“应先与代表国民之国会协议”， 真正的决断“必出之于人民”； 政学会认为“但须府院国会一致”， 并多次强调“政府方面应注意民意”，此后二者的主张渐趋一致。再者， 黎元洪对民初建立共和政体有功， 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恢复共和有劳， 政学会能在国会有一定力量和影响， 在北方获得较大发展，“皆黎氏提携之力”，同时也与黎元洪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政学会对德宣战态度的演变过程， 明确地反映了其“不走极端”、“不事对立”、“不崇拜个人”和“难进易退”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属性， 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次重要政治参与。其在民初国会中的一系列作为， 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2个回答 2009-04-21
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模式有许多特点：
第一，党、会、社等名目繁多，分化组合多变，骤生骤灭，泡沫政党居多。其中跨党派现象十分严重，一个人加入几个政党，甚至一个人担任几个政党的领袖。号称300多个政党，所标政纲冠冕堂皇，但许多政党因“既乏经济背景又无群众基础，故只可谓之政团，不得以政党论也”。 这是民国初年政党的最大特点。
第二，政党虽数量众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却只有同盟会和非同盟会之分，其基本政治立场和精神，大体是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改良派的延续。在其基础上，原有政治派别急剧分化，增加了政党的数目。同时政党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也被袁世凯等军阀封建势力所运用，建立了不少御用政党和团体，因而呈现政党林立的局面。
第三，政党政治热闹非凡，但徒有其表。因为任何政党都没有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政党政治的实质在于议会的产生、政府的组织和行政权力的产生，是政党之间合法和平竞争的结果，而政党的竞争又以所获得的选票为依据，以民意为基础。其时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范畴。受其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应趋于议会民主多党政治，但政治体制的急速转变导致民国初年出现了政治权力断层，封建皇权的被推翻和政党发育的不成熟给北洋封建军阀以把持国家大权、操纵政党、玩弄议会、欺骗民意之机。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以政党轮流控制议会和组织内阁为前提。民国初年诸多政党中，虽然国民党和进步党在国会有过左右论坛的力量，但谁也没有掌握过内阁实权，因为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中心根本不在内阁，而始终在袁世凯的总统府。袁世凯的凶悍和政党的孱弱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政党在袁世凯的收买和打击之下东倒西歪，飘零凋落。除进步党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发动护国战争尚有一些可圈点处之外，由立宪派发展而来的政党似乎并没给政党政治留下多少痕迹。所以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只是一种政治表象，而不具备多党政治的本质。
民国初年多党政治实践的失败，对20世纪中国政党发展史影响深刻。首先，从此以后，中国社会所争论的主要不是政党应不应存在的问题，而是政党的合适数量、政党的组织模式问题和政党制度模式问题；其次，议会民主政治和多党政治的理念扎根于中国社会知识阶层，许多有识之士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王绍鏊、梁漱溟等亲历这次“民权初步”的演练，对议会民主政党的功能作用有了深切认识，为在以后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民主党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张君劢、张东荪等则是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之传承者，以后组织了中间党派中的右翼政党中国国家社会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