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是什么？死是什么？这些每个人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被许多人有意回避。对此的漠视让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处于人生意义的蒙昧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开展生死教育不失为一个良策，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在文化传统方面有着深厚的渊源，对两地生死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比较，以期互相借鉴，共同促进生死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死亡学；死亡教育；生命教育；生死教育 有生必有死。凡是生命，都存在着死亡的必然性。死亡作为自古至今人类历史上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迷惑了也迷惑着千万代人，同时死亡的必至性确也刺激着人们去思索生命的真义。 一、中国台湾地区生死教育发展情况介绍 死亡态度受个人生长过程、人格特质、宗教信仰及文化背景的影响，所以东西方的死亡态度相去甚远。从遥远的远古时代开始，初具人类意识的人就开始面对这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西方文化有着深沉的悲剧意识，历代西方的贤哲不仅从理论方面对死亡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而且在实践方面也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典范。基督教就是以死亡问题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宗教。在死亡教育方面，西方有着丰富的资源。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的观念的改变，许多国家开辟了“死亡学”学科，开始对死亡进行全面而认真的研究，并逐步开展和普及了死亡教育。 在这种国际学术研究的大背景下，20世纪末，中国台湾地区教育界将死亡教育引介，称为“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在学校广泛开展生命教育课程，并把2001年定为台湾的“生命教育年”。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小学没有单独开设“生命教育课”，但是都有“生命教育”的内容，内容包括两方面：“生命的旋律”和“温馨你我他”。在“生命的旋律”教学单元中，由老师讲解有关生命起源的问题，让学生了解迎接生命的喜悦、生命的成长、生病、个体的衰老、死亡等现象。在“温馨你我他”中，则主要是通过课外活动来完成。学校组织学生到养老院、孤儿院等机构去参观、访问。中国台湾地区中学普遍开设正规的“生命教育”课，编制了生命教育教材及“生命教育教师手册”。 中国台湾地区在实施生命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心理障碍，以“生命教育”的概念取代“死亡教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死亡教育在中国台湾地区依然处于教育的禁区。提到中国台湾地区死亡教育的发展，我们不能回避介绍傅伟勋教授对此的远见卓识。傅伟勋教授于1993年出版《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正式提出“生死学”概念。生死学脱胎于西方的死亡学(thanatology)，而死亡学则源于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勃兴，傅伟勋教授对死亡教育的贡献在于他把死亡学扩充至生命学，进而融会贯通为生死学。因为人类凡涉及死亡问题，无不都与“生命”相关，所以傅伟勋教授写到：“我所构想提倡的生死学，就广义而言，包括涉及我们的生命与死亡（及死亡过程）之间种种关联着的，有关对象、问题、课题等的探讨或研究；就狭义而言，则专门关涉到，环绕着个体的生与死及其相关性问题及或课题的，我们个别实存主体在生命高层次（人伦道德、终极关怀、终极真实）的价值取向与生死态度，故有单独实存的终极承担等实践意义”。之所以要将死亡学放大至生死学，是因为生与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生命的意义必须借助于死亡的意义才能彰显出它的终极深意，反之亦然。“死亡学”名为谈死，实为谈生。一方面，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才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从而珍惜生命努力增加生命的含金量；更重要的，还在于死亡的意义或价值问题，其实质是一个赋予有限人生以永恒和无限的意义或价值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生的意义或价值问题。所以，有见于“生”，而无见于“死”，属一边之见；有见于“死”，而无见于“生”，亦是一边之见，只有结合生与死，才能达到学理上的全面性和合理性。生包括生命、生活和人生三个层面。若把与“死”相对的“生”仅仅理解为生命时，就只能从实存的角度去看待人之生与死的问题，只能局限在提出“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这类生死的终极问题，从而会忽略人之具体生活过程和人生的种种问题，亦可借助于对死亡的看法来解决。死的意识，死的必至性自可转化成规划人生的资源，转化成促进人生发展的强大动力，由“死”而得“生”。这，才是研究死亡问题的真正目的。 借鉴于傅伟勋教授所提“生死学”概念之深意，也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更愿意使用“生死教育”的概念来取代西方之“死亡教育”的概念，这也就是本文标题选择使用“生死教育”的深层原因所在。为不至出现概念的混乱，国外的资料均以“死亡教育”称之，中国的情况则采用“生死教育”的说法。 二、中国内地生死教育开展的现状简介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内地死亡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相对落后。但近几年来已经得到了许多专家及有识之士的重视，并且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内地的死亡学研究始于80年代，80年代初，中国内地学术界对死亡问题关注的焦点是在安乐死方面。1987年12月24日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安乐死问题讨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播放了这次会议的有关录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88年7月，中国内地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的法学、哲学、社会学、医学界的近百名专家聚集一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努力开展“死亡学教育”、更新死亡观念的问题。另外，“临终关怀”事业也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展起来。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在中国内地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召开了多次国际、国内的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1988年10月上海市南汇护理院创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这些起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地死亡学的发展。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内地的死亡学研究局限于学术界少数专家学者范围内的抽象理论研究，并未像国外的一些国家一样，在学校教育和广大的普通民众之间广泛开展死亡教育，所以对于全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死亡教育对于普通大众来讲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更不用说是死亡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及意义等，总体上人们缺乏对死亡教育的价值和社会功用的基本了解。近几年来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科技的进步也并未给人们带来预期的幸福，反而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现代人同时也受着许多心理问题的困扰；尤其是近年来青少年自杀轻生的事情屡屡发生，越来越多的家长和专家意识到对于青少年生命的关注已刻不容缓，对于死亡的讳谈并没有给一个个生命如期带来吉祥和幸福，相反的对于死亡的无知和愚昧却将许多人带入了死亡的深渊，也让许多的生者无法疏解对死亡莫名的恐惧，从而无法提升生命的品质。但由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习俗对死亡问题表现出来的诸多忌讳，这甚至已经成为在中国内地开展死亡教育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令中国内地死亡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针对普通百姓的死亡教育未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中国青年报》2002年2月1日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关于青少年自杀轻生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以血淋淋的一幕一幕让我们的眼睛无法再从这一个个本不该消失的生命身上漠然地飘过，它以血的事实呼吁全社会关心孩子、关心教育的人行动起来，去挽救那些仍在死亡的阴影中徘徊的孩子，同时期待着有朝一日“死亡教育能走进课堂，并且受到热情而又坦然的欢迎，就像欢迎生命的诞生！” 三、结语 中国台湾地区黄天中博士曾就中美大学生对于死亡和濒死态度做过研究，在该研究中，同时比较了中国内地的大学生与台湾地区的大学生的死亡态度。研究发现，两地区对自己和亲友死亡和濒死的态度是类似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虽处在不同的政治体系、教育环境下，然而由于中国人长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两地区之死亡态度差异很小。另外，我们也应看到，相比较于内地，台湾地区的生死教育发展力度相对大一些。总之，就生死教育而言，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存在着许多的观念方面、意识形态方面、文化方面的共性，我们必须要超越传统文化的某些束缚和弊端，同时吸收其间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生死智慧，并借鉴西方死亡教育的有益经验，两地区共同努力，创设出适合我们民族特色的生死教育体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氛围，提升广大民众生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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