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些新的法理学进行人为的分类是有风险的，因为分类就是一种理论的强暴。但是，为了分析就必须分类，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道理。在我看来，中国新近的法理学其实大体上延续了两种传统。第一种是纯粹的法哲学，他们研讨法学的基本范畴、探讨法哲学的方法论。这样的法理学与其说是法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这样的法理学远离了法律的经验世界，法理学家沉醉在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内沾沾自喜，惟有让人看不懂的法学论文才是有理论价值的成果，让人看懂了，就不是法哲学了。第二种是经验的法理学，法理学家们研究法律的现实问题。他们否定法律的概念与定义，反对法律的抽象思维，他们欣赏传统的虚无主义和道德的怀疑主义。由于这批法理学先天的不足，他们对法律现实问题的看法不纯粹是法律学的，而是法律的社会学、法律的经济学和法律的政治学。当“法律与……”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法律不是自治的学科”，“法学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吸引了那些对主流法理学不满而又缺乏足够学术耐心年轻学人的眼球。
第一种法哲学不应该是由法学院的人研究的，我们应该把它归还给哲学家，应该法学院的人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第二种法理学也不应该由法学院的人研究的，我们应该把他们归还给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两种法理学是失败的，因为这样的法理学是在法学院大门口徘徊，类似于小饭店门口招揽生意的门童，当法律预备科的人们在法学院门口张望、举棋不定是否应该跨入法律殿堂的时候，他们说“请进入法律的世界，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法律理论的大餐”，虽然在那个法律世界里并没有多少让人激动与兴奋的理论储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欣赏这些新的法理学，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辛勤地工作。不过，如果我们转向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两类法理学其实是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渊源的。
从西方法理学或者法哲学的起源来看。最先的成果，一是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前者是欧洲大陆法哲学的起点，二是英美法理学的起点。就前者而言，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只是17-18世纪理论的法律总结，确立了近代法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们的法哲学不是专门要为法律或者法学作贡献，而是想充实他们的哲学体系。就后者而言，边沁开设法理学的课程，奥斯丁的贡献则是首先成为了英国“法理学”的第一任教授。我们可以进行词源上的分析。法哲学 philosophy of law 法律的哲学，中心词是哲学，对法律的认识以哲学为起点，以哲学体系为终结。它是哲学的，而不是法学的。法律通过哲学的思考，法哲学脱离了法学，投入到了哲学的怀抱。法理学jurisprudence 法律的知识，中心词是法律，对法律的认识以法律为起点，以法律结论为终结。它是法学的，而不是哲学的。
我们找到了中国新法理学的理论渊源，当然也不能够忽视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冲突至少有二，其一，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的相似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而非内容上的一致，我们学会了西方法理学的“武打招式”，而缺少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内功”。新法理学不过是西方法理学个别观点的方法的借鉴，然后凭着自己的爱好无限发挥。 中西法理学之间是无法面对面地PK的。其二，中国的法理学是不会承认自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徒孙的，因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远大的抱负暗藏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如同一个著作权法中侵权者，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财富当作了自己的财富。
在我看来，法理学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关系无非如此：真正的法理学应该进入西方法律思想史世界，该法理学家进入西方法律思想史名人录；当没有自己法理学的时候，法理学只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根据我们法理学的理论功底和我们法律的实践，估计中国在未来的50年里，不会有自己的法理学和法理学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最厚道的方法是摘掉“中国法理学”的牌子，换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招牌。
六、中国的应用法学是法律规范及其文义解释的世界，在那里鲜见法律的理论。在应用法学眼里，法律理论是空谈和可有可无；在法律思想史眼中，部门法浅薄和媚俗。打通部门法与法律理论的界限，让部门法的法律人像个学者，那还得指望西方法律思想史。
如果我们把视角仅仅局限在法律史学和法理学，那么以西方法律思想史改造中国法学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我们由此还得分析应用法学。应用法学还可以区分为传统的和新兴的分支，我这里仅以刑法和侵权法为例予以说明。
中国的刑法思想史还是有一些文献的 。在刑法学界，有些已经成为了经典，而以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些著作写得是如此的草率，使人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作者在刑法学界的大名使这它们得到了不应该得到的学术评价？
抛开刑法学家所写的刑法思想史著作，我们探讨一下中国刑法的理论基础。如同中国法律史一样，中国刑法史和学说史一个方面源远流长，另外一个方面在近代出现了断裂。中国当下刑法应该从中国传统找到历史的基础？还是从西方法律中寻找历史基础？在刑法学界看来不是一个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的传统。 从刑法的理念上看，现代刑法理论上溯到贝卡利亚—孟德斯鸠——黑格尔，下溯到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国传统因素在现代刑法中的体现，只是体现在刑法工作者的潜意识里，通过法律的实践淡淡地渗透在社会生活之中。其实，当今的刑法学的理念无非是两条：一个西方近代学者的主客观意志论，二是法律是政治的工具的刑法政治论。在后者，意大利的犯罪社会学派或者称之为刑法的实证学派包含在其中，最终以刑法的政治学派覆盖了刑法的社会学派。通常的情况下，在两者相互冲突的时候，前者让位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刑法学是最不讲道理的学科。
尽管如此，社会还得需要刑法的理论，因为当出现新的犯罪和惩罚现象的时候，社会要求刑法界拿出刑法的理由来，换句话说，当刑法学界要证明某个刑法制度的正当理由的时候，现有的规范充斥的刑法学是勉为其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理由只能够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去寻找。是否应该废除死刑？财产类的犯罪是否可以用罚金取代自由刑和生命刑？法律类推（拟制）如何与法律不溯及既往相互协调？是否应该保障罪犯的人权？这些问题仅仅从现实社会中去寻找答案，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支持，因为当今中国的刑法制度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我们只能够比较西方法律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可兼容性，由此决定是否采用这样或者那样的刑事政策和刑罚措施。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