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7-16
最早的文字狱. 最早的文字狱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公元前548年,齐国君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了,史官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了杀了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录史,仍记“崔杼弑其君”,亦被杀,后承者仍记录“崔杼弑其君”。这个崔杼看硬的不行改软的,找史官商量,要求别这样写,被拒绝,崔杼退一步,要求不要用这个“弑”字,因为是庄公没有干好事。史官答,不管怎样臣子杀君王就是“弑”,没商量的。最后,崔杼为他们的正直折服,没杀再下杀手。后代史官都以齐国史官能这样秉笔直书为光荣。 北宋的“乌台诗案” 北宋的“乌台诗案”也是文字狱的一例,此案中苏轼苏东坡差点丢了性命,受到株连的有他的弟弟苏辙和司马光、黄庭坚等人。原因就是下面这首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凛然相对”被人抓住把柄,于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立案。. 这年七月,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太守苏轼被逮回京城,关押在御史台。某些言官“欲置之死”,这期间,神宗皇帝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病了,神宗要大赦天下给老太太却病延寿。老太后说:用不着大赦天下,你把苏轼给我放了就行了。苏轼这才保全了性命,贬到黄州当个团练副使,这大概相当今天的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吧。. 明朝初年的文字狱 . 农民和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忌讳人家说僧、盗、光等字,连同音同意的生、道、亮、秃等也不行。他登上帝位后,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即诛杀作者。因他被元朝骂之为贼,贼及贼的近音字则,责,择亦怒之。有一个和尚写诗谢恩:. 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朱元璋看了这首拍马谢恩诗认为:殊是“歹”“朱”而合,这和尚是变着法子骂人,杀。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让马撂蹄子给踢死了。. 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禁民间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为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禁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等为名。. 洪武帝驾崩,子朱允文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带兵打进南京篡了侄儿的帝位。史称“靖难之役”。命侍讲学士,“太祖实录”总裁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方拒绝,朱棣大怒,方被诛十族(九族再加学生),共处死873人。这件案件虽然不是写字,却与写字有关,也应该算是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初年 . 到了清朝,满清皇帝的神经更脆弱,对这类事情更敏感,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得上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 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16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外戚师生朋友也逃不了干系,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戮尸。 而文字狱的犯人包括家属、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无一不是谋反罪,都逃不脱以上命运。因此,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流、刑、杀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告发者往往得以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一头钻进故纸堆,搞考证去了,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后世文字狱屡屡为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 在清朝17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 文字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清朝时期文字狱最为严重。 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 清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中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人触犯群权和妨碍自己的内容,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清朝最早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long龙)刊刻《明史》案。 .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 . 公元1711年,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声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有近千人。 . 浙江*湖州富户庄廷?刊刻《明史》,书中有指斥满人的话,1663年(康熙二年)被人告发。当时庄廷?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刻字、印刷,甚至卖书、买书的人等,株连共有七百多人被杀,还有数千人充军边疆。 . 康熙帝做了六十一年皇帝,老死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音yìnzhē)即位,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雍正时文字狱更甚。例如,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凌迟,或流放。再如,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仅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 乾隆即位后,文网更加严密,文字狱更加频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有个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楼》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清朝前中期屡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总计有数百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搞得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