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当年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回忆，安尼托、梅勒托和吕贡这三个人为何要以不信本邦神灵，企图另立新神和迷惑、毒害青年两个罪名起诉自己。那明明是莫须有的罪名。他可能最终想起来了，那个控告他的主谋安尼托，他其实是得罪过的。有一次他同美诺讨论美德是不是知识的时候，正巧碰见他，于是便拉他过来提问。结果在提问中不仅让安尼托陷入了自相矛盾，还损及了对方崇拜的政治家，致使他失了面子。他拂袖而去时撂下过狠话：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说别人坏，我奉劝你慎重些！他可能也想起来了，那个梅勒托是诗人和悲剧作家，而他对诗人没有好印象，曾经讽刺过诗人们，对方参与控告很可能是在为诗人们出气。他也许到最后也想不起怎么得罪了无名演说家吕贡，因为吕贡根本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不过他后来可能想明白了，吕贡会因为参与控告他苏格拉底这件事本身，迅速成为雅典的一位名人，这也是人成名的一个法子。
我猜想，苏格拉底被关进囚室后，可能会反复思考，由500个公民组成的法庭，为什么会判并未犯罪的自己死罪？他对希腊城邦充满感情，没有任何有违城邦法律的举动，他只是喜欢用不断提问和谈话的方式追求真理。他知道把权力交给民众的全部好处，他思考过希腊城邦制度的各个方面，他对人性有过深刻研究。可他就是没有想到，民众在某些时刻对精英人物是存在敌视情绪的——这是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真正的思想者有时会搅乱平庸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仅可能被执掌权力者视作威胁，也可能被怯懦的民众当作破坏其安宁生活的祸首。苏格拉底的一些思想让民众觉得他太反常、太出格，就是这种反感和敌视情绪促成了错误的判决。这种情况不仅在古时的希腊存在，在现代的中国也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张志新这个思想者用自己的言论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不仅仅是掌权者不高兴，一部分民众也不高兴，觉得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瓜？当张志新被割断舌头押赴刑场时，相当一部分相信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民众，在心里并无对她的同情。这当然是精英人物的悲哀。他们思想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好，却恰恰又让民众对其生了敌意。人性是一个隐秘的洞穴，所有的精英人物都应该探身这个洞穴，以对其有所了解。
我猜想，苏格拉底在拒绝逃跑决心赴死时，并没有估计到自己被处死这件事的全部影响。我从史料上看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有朋友和学生曾劝他逃跑，而且当时他也确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逃跑。但他决然地拒绝了，理由是，既然身为雅典公民，就理应遵守雅典的法律，雅典的法庭判我死刑，我就应该甘愿受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若越狱逃走，就是以错对错。我估计，他当时只是想用自己赴死的行动，去感动更多的人遵守雅典的法律，他根本没有估计到，他的死，会成就他的不朽声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的他，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从容赴死给他带来了广泛关注。在那个没有报纸、电台、电视和网络的时代，人们在口口相传他被不公正地处死这一事件的同时，开始互相传述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便随着他屈死的故事流传开来。
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死让今天还活着的我们意识到了三个问题：其一，不要因为私心和私利去控告他人，不要利用社会公器去伤害他人。即使你使用的理由很堂皇，即使你当时得到了广泛支持，即使你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历史都有可能跟你算账，都有可能让你像安尼托那样，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小丑的形象。其二，不要因为自己是平民，就认为所有的人间悲剧都与己无关，很多悲剧是掌权者制造的，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有时也会像当年的雅典那500位公民一样制造出悲剧。其三，不要以为死就是生命和事件的结束，恰恰相反，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死，正是他哲人生命的另一种开始，是他遭控告事件被追询的开始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