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之前，他基本上是个平庸的人。
曾国藩一生做了许多大事，方法非常巧妙，精明。但其实曾国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别高。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读书的时候就很笨。他十几岁就开始以秀才的身份参加考试，直到43岁才考取。他前前后后考了17次，最后头发都花白了，就为了中个秀才。起初，曾国藩的科举之路有点像他父亲。前六次考试都不及格，直到第七次才设法中了一个秀才。为什么说“舍不得”？因为他排名倒数第二。
关于曾国藩的才能，当时有很多讨论。在给一些亲友的信中，我的左友经常评论曾国藩，说曾国藩“缺人才”、“人才太少”、“人才太少”、“所有的士兵都是笨蛋”。他的学生李鸿章当面说他“儒慢”，做事太慢。
30岁之前，曾国藩的性格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他到北京做官后，每天花很多时间到处应酬、喝酒、聊天、看戏、下棋。他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如此之少，以至于他经常坐不住。有一次，翰林院放假40天。假期结束时，曾国藩在日记里做了一个自我总结，讲述了自己这四十天来所做的事情。除了写几封家信，我什么也没做，就这样混过去了。
他傲慢，没有教养，脾气暴躁，和别人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冲突。来自家乡的北京官员郑小山就是其中之一。这两个人因为吃饭时意见不一，吵了一架。我骂了所有的脏话，甚至还“问候”了双方的亲戚。后来曾国藩觉得很后悔，说自己的行为太侮辱人了。
所以，在30岁之前，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平庸的人。在我们后来的印象中，曾国藩与人格完美的圣人差距很大。
自我反省和学习成为一个圣人
曾国藩为什么能脱胎换骨，苦练内功？这也与他正式访问北京密切相关。曾国藩在北京见过很多大学者，深受感动。同时，曾国藩做官后，没有写八股文的压力，开始有时间悠闲地学习一些知识。在当时，学者研究理学是必要的。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律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志向。所以到了30岁，曾国藩觉得自己不能像以前30岁时那样相处了。他必须重生，洗心革面，学着做一个圣人。
曾国藩是怎么学会做圣人的？总之，他从写日记开始就学会了做一个圣人。他用工整的小字体来反映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尤其是挑出那些不符合圣人标准的。他还在日记里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征服的下限，每天读十页历史，每天下午茶后讲一页，第二天练作文。有了日记这个工具，曾国藩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了。
决心改过自新，曾国藩立刻想起了与郑小山的斗争。虽然在这场斗争中两人都有问题，但要想改过自新，就必须求助于别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你想改过自新，你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曾国藩立即去郑小山家拜访并道歉。郑小山也很感动，留曾国藩吃饭。于是他们又和好了。
生活条件一般
总的来说，关于曾国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曾国藩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虚伪的人。很多人说曾国藩是一个真诚的君子和圣人，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伪君子和老谋深算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一个人的收入和支出是生活中非常隐秘的一面。了解了这方面，通常就可以定义这个人的真实性了。
湘乡曾文学里有一本关于曾国藩21年前道光的书，因为曾国藩的心很细。任北京官期间，经济拮据，曾国藩不得不天天记账。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梳理，可以看出曾国藩一生经济收支的基本脉络。
我来说说曾国藩在北京为官期间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七品国子监”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处级以上的研究员。他经常会见各部首长，有时会见皇帝，还经常为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例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仆人陈升与他的主人发生了争吵。主人和仆人吵架是常有的事，但吵完架后，陈升收拾行李离开了，去了另一个官员家爬一根高高的树枝。为什么？因为曾国藩生活水平太低，经常拖欠工资，伙食也不好。所以曾国藩被这件事刺激很大，于是写了一首傲奴诗，说“我胸中无钱，生命中有许多情欲，但我知道傲奴已离我而去。”。手里没钱，仆人看不起自己，比自己还嚣张。你为什么这么穷？这是因为清朝的低工资制度。
以清代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米来算，今天一两银子相当于200元人民币，曾国藩的年薪现在大概是24000人民币。如果这点钱在今天的北京一个漂泊者都很难，何况曾国藩和他的已婚子女。当时北京官员的开支是多少？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支出458元21.9分，财政赤字333元25.4分。
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此时的收入如何？第五十五秒，他是个京官。但这只是名义工资。清朝总督的主要收入是开支，通俗地说就是灰色收入。省级官员平均年收入18.2万元，折合人民币3600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有那么高，他可能是清朝收入最高的人之一。曾国藩收入大增的时候，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首先，在衣着方面，曾国藩不仅朴素，而且邋遢。这种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证实。同样是这两年，炮兵队队长戈登在安庆见到了曾国藩。戈登的随行人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那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奇地发现两江总督身上有旧衣服、皱巴巴的衣服和油渍，也就是吃饭时不小心掉下来的油渍。曾国藩做巡抚时为什么不注重衣着？原因很简单，因为曾国藩是两江最大的官。他没有上级要见，来见他的都是下级，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
非典型清洁人员
曾国藩的材料里有一份有趣的作业清单，是他给总督府的女士们看的。因为太守府不允许曾国藩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曾国藩要求妻子们自力更生，自己做家务。同样是这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和儿媳定下了作息时间。每天早饭后要做配菜、点心、酒糊，这叫菜。早上纺花或亚麻叫衣服。午饭后做刺绣之类的精细活。晚上要做鞋，很辛苦。所以总督府的女士们从早上睁眼到晚上休息几乎不能休息。巡抚府有这样一家，相信清朝也没有第二家了。那时候，每天晚上，在南京的巡抚府里，曾国藩在看公务，后宫的人在点灯织毛衣。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感人的一幅画面。这是曾国藩诚实的表现。
同时，他也有“浑浊”的一面。曾国藩也边吃边喝。同治十年，曾国藩赴苏州视察工作，日常多为应酬。临行前还为苏州官员摆了两桌酒席。这种方式和晚清任何一个官员都是一样的。与此同时，曾国藩在晚年送冰块和木炭给庆云，带来了几千银子。
曾国藩最大的一次官场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进京拜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了北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给北京的官员送笔是不敬的，那就是离别礼。花了一万四千两银子，也没觉得自己很有钱。和别人比，钱不多。
总结曾国藩一生的经济收支，我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问心无愧，没有往口袋里放一分钱。另一方面，他的“清”不同于中国传统历史上的官方做法。不像哈利，他清晰可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国家规定不能拿任何钱。国家做不到的，根本不做。我觉得这样的清官就是一个不会干实事的装门面的清官。官员到了这种程度，就成了官场上的公敌，大家都不认识你了。因为你明显暗示别人不干净，你在官场没有朋友，你没有实力养活自己。
曾国藩有一句话，“不想得清官之名”，也就是说，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清官。他的清正廉洁，遵循着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和官场的矛盾，帮助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做了一些大事。所以我觉得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清官，里清外浊，里圆外圆。
懂风水，但不要独占墓地。
曾国藩善于会见陌生人。每次遇到陌生人，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先和你说话，让你坐在一个座位上，从上到下看你，看你几分钟，然后再说话。这个习惯挺吓人的，但曾国藩自己认为这是他鉴别人才的一种方式。
何况曾国藩也懂得算计。他出去打仗，每次遇到军事优柔寡断，都要开《易经》自己算。这样的记录在他的日记里有15条之多。曾国藩也相信做梦和风水。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理学中，鬼神和风水是重要的一部分。曾国藩是理学家，所以迷信鬼神，研究风水。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一件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
既然知道了风水，曾国藩就不能对自己将来下葬的风水地点给予任何考虑。曾国藩晚年有个朋友叫冯树堂，很会查风水。晚年，他主动告诉曾国藩，要去湖南给曾国藩找墓地。曾国藩高兴地答应了。冯树堂回湖南后，给曾国藩选了一个好地方，住了半年多。这个地方在湘乡的东台山。冯树堂给曾国藩写信，说东台山的风水真好。如果将来曾国藩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保证后人会出举人和进士。没想到曾国藩回信说，我不能拿这块地。因为这块地这么好，关系到一个县的文化交通。如果我把它埋在这里，湘乡县城的文化交通就被我以前的家族占据了，阻碍了别人文化交通的繁荣。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你可以为我选择另一块土地。这样不好，只要你能保佑我的儿孙。于是曾国藩死了，葬在另一个地方。即使在风水和迷信上，曾国藩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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