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年战争前夕，欧洲各大国错综复杂。其中首要矛盾是英法矛盾。英国打败西班牙和荷兰后，与另一位强大对手法国的矛盾迅速激化。其次是普奥矛盾。自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一系列独立的诸侯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大，两国都想成为德意志诸侯国中的霸主，进而统一德意志。同时由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室领地西里西亚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被普鲁士占领，两国矛盾也很尖锐。再次是俄普矛盾，沙皇俄国打败瑞典之后继续西进和南下，与日益强大的普鲁士发生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1756年1月16日，英普首先缔结《白厅条约》，规定双方负责在德意志境内维持和平，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保证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这就大大触怒了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反对如此局势，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决心放弃原先签订的《俄英条约》，于1756年3月25日转向同奥地利柯尼次（Kaunitz）亲王结成攻守同盟。稍后，在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西娅积极策划下，奥地利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签订相互保证的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双方保证各自提供军队，援助另一方反击任何敌人，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绞索，积极准备收复西里西亚。
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双方都进一步争取同盟者。结果，汉诺威（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上的世袭领地）、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等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葡萄牙先后参加英普同盟；瑞典、萨克森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西班牙则先后参加法奥俄同盟。
英国是在七年战争中最大的嬴家，法国在《巴黎和约》中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整个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市镇，英国成为了海外殖民地霸主，迈向日不落帝国的傅奇。但英国将这次的大帝国战争（法国-印第安战争）的战费转嫁在北美殖民州身上，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七年战争完后13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而普鲁士呢？经过七年战争，同时与法、奥、俄三大强国对敌，腓特烈终于保住了西里西亚，七年战争使得普鲁士崛起，正式成为英、法、奥、俄外的欧洲列强之一，但也使王国本土成为一片废墟。不过战后的腓特烈全力投入重建和平和经济的工作，普鲁士的地位变得稳定，而腓特烈亦因这场战事被冠而「军事天才」及「大帝」的荣誉。
二：维也纳会议期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目标在维也纳会议取得最大利益，他决心夺取波兰，进军西欧，像拿破仑那样，成为欧洲的新霸主。英国则决心阻止任何一国，不论是法国抑或俄国在欧陆建立霸权，并着力保持海上霸权、取得海外殖民地及海外航运利益。与此同时，奥地利不欲俄干预中欧事务，故反对亚历山大一世对波兰的领土要求，并因要应付普鲁士希望提升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地位的野心，亦须着手巩固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
除了利益冲突外，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各列强亦有分歧，奥地利、俄国、普鲁士三国决心压抑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的发展，但英国却无意让上述三强借干预他国之革命来扩张势力。而法国的塔列朗则在会议中希望借列强之利益矛盾及对革命见解之不同，从中维护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免列强一致对法国的惩罚。
俾斯麦出任德国宰相期间，德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国家的统一，他作为领导者，顺应了历史潮流，采取“小德意志方案”，综合运用强权、外交等多种手腕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关于俾斯麦在德国统一中的作用有许多文章作过论述，本文侧重从思想角度做分析，试图通过对俾斯麦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小德意志主义，政治思想——忠君、铁血、强权以及务实的政治主张，外交思想——灵活多样、狡黠善变等思想的分析来探讨他在德国统一中所起的作用，也由此来说明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政治能力在关键时刻可以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19世纪60至80年代末，是普鲁士统一德国和俾斯麦帝国走上世界强权之路的时代。铁血宰相，一世鸷雄俾斯麦用武力最终解决德意志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民族统一任务，并把德国带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使德国从一个备受强邻欺压的国家上升为欧洲的强国。毫无疑问，俾斯麦个人对德国历史进程的作用十分重要。尽管历史并非一个人创造，但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政治能力在关键时刻可以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因此，本文拟就分析俾斯麦的思想、性格特点及其所作所为对德意志统一的影响。
在德国统一之前，其分裂保持了五百多年，加上经济的落后，德意志一直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统一之后，在中欧崛起的德国，由于其人口、经济潜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德国前后的巨大变化，正是由出身普鲁士舍恩豪森庄园容克地主家庭的俾斯麦完成的统一带来的。
一、民族主义思想——小德意志主义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出身于一个世代容克的地主家庭，恩格斯评价他“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巧于机变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页。]他富于感情，性格暴烈，干劲十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使他能够有极大的热情与干劲完成统一。
要完成德国的统一，需要有一个能够总揽大局、运筹帷幕的领导者来进行，根据当时德国的形势，俾斯麦立足于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确立了实现德国统一的领导者——普鲁士。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拯救容克阶级，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是其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把这种拯救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他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普鲁士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对他来说，德意志主义就意味着通过普鲁士组织一个政治国家把所有德意志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他把维护普鲁士王朝利益奉为自己的最高信条。1848年革命时期，他对于德意志统一问题并无多大热情，但他却打起“铁杆普鲁士主义”旗号同“德意志统一”相对抗，强调普鲁士的利益，“普鲁士就是普鲁士”。在此期间，他的活跃和睿智得到国王赏识。1851年5月，俾斯麦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公使之职。从此以后，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看到宫廷党的“原则”不符合普鲁士强权利益的发展，他要求改变或放弃该“原则”，采取一种国家利己主义方针，建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霸权地位。他提出普鲁士同法俄联盟，排除奥地利，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他的这种政治纲领是分析和了解德意志各邦之间复杂的关系的产物。他认为，普鲁士权力的任何扩大都对德意志有利，对普鲁士的独立和力量的任何限制都对德意志有害。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用军事力量来击败奥地利，但首先必须做到在德意志北部建立普鲁士霸权。
1858年，他在给普鲁士亲王的总结法兰克福经验的长篇备忘录中，着重建议：不要强调在联邦中谋求与奥地利平等的地位，而要谋求一种不受联邦和奥地利约束的“独立的普鲁士政策。”[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8页。]他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卖力来散播他一直相信的一种观点：“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由剑来斩开。”因此，只能由普鲁士的君主和贵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1862年6月底，俾斯麦在访英时，已毫不隐瞒地向英国反对党领袖迪斯瑞利侃侃而谈：必须解散德意志联邦，使中小邦屈服，“在普鲁士领导下使德意志获得民族统一。”[丁宏毅、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内阁临时首脑，在议会的首次演说中宣称要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不要再错过国际上出现的得以增强普鲁士力量的“有利时机”。[丁宏毅、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390页。]这一切无不说明，俾斯麦主张“小德意志方案”，德国的统一只能由普鲁士来领导。
为此，他敌视奥地利，认为削弱普鲁士外交地位的是奥地利。而“奥尔米茨之辱”又无疑给俾斯麦一种大刺激，普鲁士的发展受到奥地利和德意志联邦的紧紧束缚。他曾愤而写道：普鲁士到处都不能与奥地利平权，奥地利在德意志邦由于受到清晰而有效的条件保证，处处占有特权，“我们还不如一战。”因此，在对丹麦战争结束之后，他便积极策划对奥地利战争，他尽可能的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建立和巩固普鲁士的地位。
毫无疑问，从1863年到1866年，俾斯麦的整个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以对奥地利作战作为依据的。普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俾斯麦个人发起的。在德丹战争后，俾斯麦就等待机会来加罪奥地利。他深信由于自己在波兰起义中采取同情俄国的行动已获得俄国的同情。此外，他还拉拢法国和意大利。他在比亚里茨同拿破仑三世进行会谈，法国肯定了一旦普奥交战，法国将不站在敌对一方。1866年4月8日，他和意大利订立盟约，规定如对奥战争在三个月内爆发，意大利保证站在普鲁士一边。他甚至同匈牙利流亡者接触，对他们说：“如果我们胜利，匈牙利也会得到自由。你信赖我吧。”俾斯麦通过努力，又取得英国“柏拉图式”的友好关系，使英国愿守友好中立。然而在普鲁士，俾斯麦尚面临议会里的自由派和进步党多数反对，民主领袖1865年9月在达姆施塔特集会，声称“统一如果不是自由的产物，就既不可靠，也无价值。”俾斯麦还试图争取巴伐利亚的支持，但未能奏效。当时没有一个邦愿同普鲁士站在一起。面对这样的形势，俾斯麦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推行他的计划，又一再的挑衅，发动战争。于是，在短短三个星期内，他就实现了把德意志从奥地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梦想。
二、政治思想——忠君、强权思想和务实的政治主张
俾斯麦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人，他的爱国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他忠君效国的思想。对国王的忠诚是他的整个公务生活的特色，这种忠诚深深根植于宗教信仰之中。尽管人们经常感到奇怪，这么一个暴烈傲慢的人物除了忠于自己外，怎么可能忠于别人，但，人们对他的忠君主义思想无疑是深有体会的。俾斯麦曾写道：“我首先是一个忠君主义者，其他一切都在其次。我可以谩骂他，作为一个容克，我甚至可以想到反驳他。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对待国王，我影响他，信赖他，指导他，但他是我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动的中心，是阿基米德杠杆定律中力的作用点，从这个作用点我要移动世界。”[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180—181页。]正是有着这种思想的支撑，俾斯麦才会彻底捍卫王权，带领德意志走上统一道路。
他将君王的利益看作至高无上，必定要求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实现德国的统一。又以自己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确立了普鲁士作为领导者之后，他便开始了统一道路的选择。俾斯麦选择的是容克式的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这是由他的强权思想决定的。他坚信的政治哲学是：强权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决定因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181页。] 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他认定武力是取得任何政治成就和围剿成就的基石，是政治斗争和围剿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嗣后，他说：“德国问题不可能在议会中解决，迄今为止，我们滔滔不绝谈论的和试图解决的一切，并不比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的月下幻想更有价值。”<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三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
1862年9月，俾斯麦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为内阁宰相兼外交大臣。他上任后不久就明确指出:“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将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取决于自己的力量。……普鲁士必须积聚力量，掌握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经被错过几次了……当今的重大问题已不能通过演说和多数通过的决议来解决——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只能通过铁和血来解决。”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182页。]
这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治纲领性的讲话。它说明德意志统一只能由普鲁士依靠武力和战争手段来完成。为此，俾斯麦不顾议会反对，利用宪法中的“漏洞”，即：普鲁士宪法规定一切法律，包括预算，必须是政府的三个方面——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意志统一的产物。但宪法中没有哪一条说明当这三方面意见不一致时，哪个方面应该屈服。于是俾斯麦继续征税，继续开支政府认为必要的一切经费，改革和增加普鲁士军队，开始准备普鲁士统一战争，为武力统一德国创造了条件。
尽管俾斯麦已由容克地主转变成为“铁血宰相”，但他并没有地主阶级的狭隘思想，他自身的政治思想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主张，而是符合德意志国内四分五裂现状的现实主义主张。也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观，他才能在进行统一大业时，比较务实的处理各种情况，正确的引导德意志早日走上统一之路。
俾斯麦深知俄国是最能直接对德意志空间的统一前景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如果普鲁士不设法使强大的东方邻国对它保持友好的态度，它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在克里木战争时代，他就反对党内广为流行的一种幻想，即普鲁士可能依靠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恩赐来获得大国的地位。他认为“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抱有幻想。”<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三卷），第210页。]他多次阐发自己的外交观点，认为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不应感情用事，也不能死守正统，要根据对实力的正确评估而定。他坚决反对普鲁士的亲西欧方针，抵制了必须由普鲁士参与才能实现的英国肢解俄国的计划。他指出：普鲁士没有任何理由同俄国作战，即使反俄战争取得胜利，归根结底，将来也必定给普鲁士带来巨大的政治损失。他警告：“蔑视六千万大俄罗斯人民……,而不顾他们将会成为普鲁士未来敌人的重视同盟者，将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三卷），第220页。]因而，1863年波兰掀起反俄民族大起义中，俾斯麦便以“做戏似的夸张姿态”站在沙俄一边，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也为以后俾斯麦进行三次王朝战争时能得到俄国的有力支持，从而为保证统一顺利完成提供了前提，俾斯麦自己也承认，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方边境无后顾之忧。
不仅如此，在处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时，俾斯麦也是很务实的。他虽然处处视奥地利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最主要的障碍，但在1864德丹战争中，在“保卫条约（议定书）神圣”，“为德意志民族利益”而站的问题上，他又同死敌奥地利联合行动，这是他的政敌大为惊异和愤懑。他说：“只要奥地利和我们在一起，其他大国结成联盟反对我们的可能性便消失了。”<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三卷），第67页。] 普奥两国完全把德意志联邦完全撇在一边，宣布缔结一项双边协议。1864年1月16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取消新宪法，否则兵戎相见。俾斯麦的用兵原则是避免两线作战，孤立主要敌手，然后各个击破，又与联合了奥地利，加上俄国的支持，他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使他巩固了自己在普鲁士的地位，并为击败议会反对派奠定了基础。随后，1865年8月14日，普奥又签订《加施泰因条约》，规定两国分治战后得到的两公国，普鲁士治理什列斯维希，奥地利治理霍尔斯坦。但在俾斯麦看来，《加施泰因条约》只是一项临时协定，“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果然，战后不久，他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
虽然他主张铁血，他并不冷静，善于动怒，善于仇恨，但他又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使之服务于政治目的的需要，他自身超常的自制力使他彻底地赢得了普奥战争。1866年7月3日，萨尔瓦多战役这个决定性的转折使战争迅速结束。奥地利军被击溃，通往维也纳的道路畅通无阻。正当国王和将军为战争的胜利而欢呼，企图乘胜向维也纳逼近时，深谋远虑的俾斯麦竭力反对众人要求，急切地催促尽快停战。他说：“普鲁士军队胜利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这当然会给我们的将士留下令人愉快地回忆，但从我们的政策来看，这并无必要……这会给我们今后的相互关系增添困难。”<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二卷），第30页。] 俾斯麦反复向国王陈述了反对继续作战，反对过分削弱奥地利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但君主不接受，将军们也开始仇视他，他虽然气到“觉不如从四层楼大开的窗口跳下去。”<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二卷），第38页。] 的程度，但最终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最后，他终于阻止了普王威廉一世要仿拿破仑一世进军维也纳，羞辱奥地利的行动计划，而且签订了一项对奥地利远为宽容的和约，奥地利虽被永远排除在德意志事务之外，但保持了自身的完整和独立。他说，与奥地利的争端已经解决，现在应当恢复旧日的友谊。他认为，及早停战，可以防止拿破仑三世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可能很快会使统一计划化为泡影。此外，他考虑到在普鲁士统一道路上还需要进行一场对法战争，他不愿使奥地利过于屈辱，以免他在普鲁士对付法国时站在法国一边。他说：“将来我们用得着奥地利的力量的。”<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70页。] 他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是“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使大家明白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第70页。]他认为：“不必要给他们留下长期的痛苦而致其切望复仇……无论如何要把奥地利这个国家看作是欧洲棋盘上的一个子，而同它恢复良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应该公开拿在手中的一招先手棋。”<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二卷），第35页。]
三、外交思想——灵活多样、狡黠善变
如果说俾斯麦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所具有的果敢态度、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使他赢得了两场主要战争，那么出任过许多国家的大使，长期担任外交界职务的他独有的灵活多样的外交手腕、狡黠善变的个性、敏捷快速的思维反应更为他在强国面前稳操胜券完成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俾斯麦在外交方面受到过良好的训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他一直在外交界担任着重要职务。从1851年到1859年，他出任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大使，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借此机会，他仔细研究了这个被称为狐狸窝的议会中的一切事务，而且他还研究了德意志各邦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外交手腕。在联邦议会中，他向受到梅特涅训练的维也纳外交界学习；出任驻彼得堡公使时，又向俄国外交家哥尔查科夫学习过外交艺术课程；不仅如此，他在作为普鲁士驻巴黎公使时，效法拿破仑三世，从他那借用了许多，学到了许多政治、外交方面的经验。最后，通过直接研究临近普鲁士的欧洲三大强国：俄、奥、法的外交政策以及其著名的政治家的外交手腕，俾斯麦总结学习，融合自身的性格特点，形成了自己的外交风格：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善于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善于玩弄巧妙的外交技术，善于运筹帷幄。对俾斯麦做过细致观察的法国外交家格腊蒙曾这样形容他：“他的眼睛从来不显出笑意，他说话时好像总咬着牙关……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他对外交和秘密故意采取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似乎他不愿意影响事务的自然发展。尽管如此，却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准备斗争……。每逢遇到矛盾，他都表现的急不可耐，并且常常以他那绝对的学理和大胆的设想在不知不觉中引起人们的注目”<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三卷），第214页。] 他的狡黠，他的外交技巧表现在他质朴爽直和故作姿态的坦率中，必要时，他的坦率会变成直接的威胁。
但事实并不常这样，俾斯麦狡黠之处在于他总令人难以捉摸，他时时故作直率，却又常常言不由衷。例如，普奥战争前，他在亚里茨同拿破仑三世进行会谈，法国肯定了一旦普奥交战，法国将不站在敌对一方，拿破仑提出的要价是取得德意志西部的若干土地，俾斯麦则含糊地、巧妙地应对了这种要求，使拿破仑既抱有希望，而自己又可以赖账。
俾斯麦外交上的成功给德国提供了优良的国际环境。为了完成统一，他善于制造机会，把握机会，发动战争，使德国获利。最典型的便是他策划的德法战争。
他早就意识到德国要想统一，与法国战争避不可免。除非击败法国，否则就不能使南德诸邦并入北德联邦，只有通过民族防卫战的道路，才能使南德诸邦同情自己的统一计划。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鉴于法国态度，我认为我们的民族荣誉感迫使我们进行战争。”“填平祖国南北两部分由于种种王朝感情、民族感情以及生活方式等原因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鸿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与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侵略我们的那个邻国进行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丁宏毅、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05页。] 但俾斯麦虽然清楚自己的处境要比拿破仑三世有力的多，但他并不敢轻而易举的挑起战争，他一直在找一个与法国决裂的最合适的借口，这个借口必须给人一种印象，即侵略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
霍亨索伦亲王莱奥波德竞争西班牙王位一事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导火索。1868年，西班牙女王被推翻，君主注意的领袖们在物色一位王位继承者。候选人中有一个亲王莱奥波德，他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的远亲，受威廉一世国王的管辖。俾斯麦是这位候选人的主要推荐者，他故意这样安排，目的是要让法国挑起同北德联邦的冲突。而法国不能容忍复活查里五世的帝国而使法国重新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与普鲁士国王会晤，普王一度屈服，法国仍不甘心，法国大使于1869年7月13日在公园里挡住威廉国王，要求国王保证今后用不允许莱奥波德亲王继承王位。威廉国王通知法国大使，他已经作了一切必要的事，事情已结束，不再按原先安排再次接见他了。并委托外交部官员阿尔肯把发生的事情电告在柏林的俾斯麦，允许他就此事转告新闻界和普鲁士驻外使节。“德意志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出现了，但阿尔肯德埃姆斯急电发到柏林首府时，俾斯麦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来。
俾斯麦动手把电报缩成一个短电，但却一词未加，一字未改，使电文读起来成为“对挑战的耀武扬威的答复。”他估计，电文在报纸上发表，午夜以前巴黎就会知道，电文和发表的方式“将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
果不出其所料，加工的电文在巴黎引起了愤懑和狂怒，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俾斯麦终于造成了他所期望的保卫战争。通过这次战争，历经300多年的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最终完成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终于建立了。
综上所述，俾斯麦的思想对德意志的统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时势造英雄，德国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俾斯麦的所作所为也是在德国特有的客观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但他的思想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他这三种主要的思想看似独立，实则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他的民族思想是典型的小德意志主义立足于普鲁士的利益，尽管如此，他又将君王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坚持忠君的原则，采用强权的手段，着眼务实的政治主张，从大局出发，目标是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灵活多样的外交手腕又为他打开局面，为统一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贯穿三种思想，使其能综合运用最关键的基点就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正是这种理想的指引，使他最终“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进步的事业。”
呵呵 有点多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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