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明治维新的成功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当时国内外的环境与日本完全不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尊王运动失败后及时的吸取了教训，保留尊王，去除攘夷，积极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并且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平民、下级武士以及商人等并不反对对外开放，积极的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因此国内支持明治维新的人的力量逐渐强大。在势力上已经超过了反对派。
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主导者只有一位没有实权的年轻的皇帝和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能与反对派相抗衡的。
变法阶级领导的不成熟性，也是导致戊戌变法的重要原因。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一小部分的力量，国家并没有特别的重视对外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刚引进国内。百姓们对变法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变法是什么，要干什么。并且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康有为等人主持的变法过于急躁，底气不足，却想一蹴而就。这样一个巨大的背景之下，戊戌变法怎能成功？而日本当时已经非常的重视教育，普及力度很强大 。并且当时列强已经认识到日本的国家组织资源形势是去中心化的，也就是说列强无法通过击败日本的中央而去摧毁日本的政权。
日本的维明治维新是天时地利人和，而清朝的戊戌变法，无论是在内外环境还是自身力量上都是远远不能比日本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毕竟这次的变法实在是太仓促了，指挥者们都还没有完备的理论和实践方式。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受到了列强的支持，并且美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最主要的是，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情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比较相似的应该就是背景了，十九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了日本，当时的德川幕府还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能够进入的日本的人寥寥无几，包括被困在日本的外国人，也没有了自由。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外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戊戌变法的时间晚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不少人都认为这是慈禧的错。但是，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国内国外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戊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主要还是因为准备的太过于仓促，使得领导者并没有一个清晰地思路来推进这个变法的进程。但是，当时的日本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使得他们的人民都是忠诚爱国的。康有为等人虽然说也提倡了教育，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小了。所以说，戊戌变法只能在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小了。而且，康有为等人心太急了，毕竟光绪帝没有什么实权，慈禧太后的势力范围那么大，所以说，这样做只能树敌。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是一个很好地时间段。那个时候的日本意识到日本的国家组织形式可以通过中心化的方式来展开，这样一来，得到了列强的支持。而且，当时的美国也正在忙于战争，也无暇顾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
明治维新能够成功，而中国近代的历次改革和革命却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幕藩体制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而幕府和幕府将军，也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由于有天皇的存在，幕府将军虽然是实际上的国家权力掌控者，但是并不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因为名义上的天皇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幕末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倒幕运动导致幕府的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幅降低的时候，倒幕派自然而然的搬出了天皇来质疑幕府统治的合法性，而不是谋求建立一个新政权。
所以，在我看来，明治维新是日本重新确立更加稳固的中央集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过程。
但是按照这种看法，清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其集权程度更高，对于地方上的掌控能力更高，其中央集权体制更加稳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集大成者了，解决了之前历代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按理来说应该能更加容易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为何屡次都失败了呢？
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中日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 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当时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不仅仅是列强的入侵，而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进入导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也就是说，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结构在1840年开始解体，原有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开始崩溃，所以中国近代的主要任务，其实也是在重建一个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央集权政府，所以如果你认为清末的中国还是中央集权政府，这大概是你的错觉，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上开始组织团练武装，这基本上标志清政府开始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而这个问题在东南互保时期更为突出。同时由于中国的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重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过程显然更加困难。代表旧势力的地主阶级和代表国外资本的买办们仍然是巨大的阻碍力量。由于外国资本的冲击，传统的地主阶级也无法转变成为工厂主或是资本家，只能继续剥削农民，然后社会矛盾越来越大。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的情况之后，再去看看日本情况，就很好理解了，对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来说，一是地方上仍然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幕府的中央集权统治并不稳固，而由于天皇的存在，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拥有比幕府将军更高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治维新中，特别是包括之前的倒幕运动中，转折点是大政奉还，因为从此天皇在名义上重新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只要这样地方各藩，特别是西南的萨摩长州两藩，才能名正言顺的出兵与幕府作战，而不是被认为在谋反对抗中央政府。
而在戊辰战争结束后，代表着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幕府体制彻底解体，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这时候日本人不再认为自己是土佐人或是萨摩人了，而是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在这之后，新的明治政府又通过西南战争彻底解决了地方上拥兵自重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才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而明治维新中，几个核心的改革措施，包括土地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税收改革等等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支持，因为在土地改革中，必然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而税收改革也要触动一部分的利益，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了，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比如废刀令的颁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基本的秩序，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从而葬送倒幕运动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明治政府与地方势力矛盾集中爆发的西南战争。
而对于中国来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等，第一无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第二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的财税体制，政府的财政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第三缺乏一个真正具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甚至连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权威都建立不起来，而日本好歹还有个天皇。
这些问题则在蒋介石通过军权夺取政治权力的四一二事变之后，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当蒋介石选择依靠大地主和买办阶层进行清党摧毁了国民党基层组织之后，国民政府就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能力，那么上述这三个问题自然都解决不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也就不可能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其实也是靠着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摧毁了原有的幕府统治。
如果我们只看晚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其实可以发现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